自從檢調單位大動作的約談、羈押蔡生豐、陳昭穎後，職棒打假球的風波再起。各方言論眾說紛紜，有的檢討球員素質，有的批評政府無能，部分不了解棒球的電視媒體，過度渲染的報導，更充分扮演攪局者的角色，讓檢調單位的偵辦亂了分寸，讓靜觀檢調查辦的老百姓們，活在訊息紛雜的錯亂中，讓球員、教練們風聲鶴唳，終日惶惶不安。
台灣的職棒環境容易出問題，論者所提市場規模限制了球員薪資，導致球員鋌而走險外，球員養成過程的人格道德教育、聯盟球團的管理與防弊、檢調單位的偵辦效能不彰等均是言之成理的因素。
除此之外，我們往往忽略了歷史背景與文化層面的因素。
一九七零年代以前，棒球運動的發展根始於庶民生活中，缺乏政府的支持，參與者、觀者卻也自得其樂，棒球成為庶民生活的重要活動，因此怡情小賭之事往往在所難免，勝負之間有時僅以輸贏飲料為約定。而棒球圈的生態，也因棒球運動往往由特定區域或者特定人士開始，因此棒球員間的網絡往往根基於人際的網絡，久而久之，因而形成人情味濃重的棒球文化，因此，五、六十年前的棒球賽中，常有礙於人情違規出賽之事，有時會有球員被取消資格，也與球員礙於請託因此重複報名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個時代，棒球除了是運動也是人格教育的具體實踐，當時棒球非關國家民族大義，卻是人生行為準則的投射，球場上的道德也是行走社會奉行的準則。
總之，人情因素甚至小賭怡情與台灣的棒球文化本就緊密結合，而棒球更是人格道德教育的實踐，兩者之間更有道巧妙共生的界限，一切的取巧都以不能作假為原則，這些都由社會文化的生活特質形塑而成，並且根植於日常生活中。
一九七零年後，少棒熱興起，三級棒球世界冠軍的榮耀，賦予棒球「國球」的地位，險峻的政治外交處境、自卑的民心需要冠軍錦旗來超渡，然而，棒球沉淪的危機也自此開始。在那個打球以出國比賽，奪得世界冠軍為目的的時代裡，輸贏成了無比重要的事，賭徒的黑手也隨之深入棒球運動，賭金愈賭愈大，賭徒進而將黑手伸入場中，企圖操控球賽，因此而有便衣刑警駐守球場之事。
對於球員而言，那也是一個球打得好，其他都可以不重要的時代，球員的養成過程中，可以放棄很多事，包括第二專長的培養、人格道德教育，而評量他們的唯一標準，則是懸掛於胸前金牌數量。然而，金牌選手之路，未必是坦途，許多人放下球具離開球場後，另覓新生命，有的順利轉型，棒球生涯成了人生奮鬥的基礎，有的則在外誤交朋友，自此沉淪。甚至，打球之人的單純遇上與賭球之人的邪心，勾結之事因此產生。
過了二十年後，台灣終於有了職棒，但終究不是一份安穩的職業，球員運動生命有限，轉業又無其他專長。賭徒的居心叵測，利用棒球員的人情網絡，甫下場的球員，在朋友熱情邀約下，往往下一刻便置身酒國當中。這也是十幾年前，筆者曾經身為聯盟工讀生的經驗所親眼目睹。此後威脅利誘終至不可自拔。
人情網絡與人情味甚至小賭怡情，都是筆者在多年採訪棒球老前輩的過程中，所深刻感受到的台灣棒球特質，這原本是無傷大雅之事，卻在一九七零年代後逐漸變質，棒球運動與人格道德教育的關係漸遠，單純的球員被利用為犯罪工具，無法割捨的人情關係奠基於棒球運動的歷史文化特質，在今日卻成為不法勾當的網絡。
人情雖說割不斷，但涉賭、打假球，終究有違職業運動的道德價值，筆者認同所有利用防弊制度所建立的管理措施，甚至提升球員的薪資，但更相信林華韋教練對於球員教育的關注，林教練苦口婆心的勸戒每一個即將畢業的球員潔身自愛。球員人格道德教育的加強，棒球員退場機制與轉職訓練，絕對是金牌是否持續發亮的關鍵。
台灣的棒球文化已經變質了幾十年，每個榮耀時刻的背後，筆者始終擔心棒球與棒球員的下一歨。幾十年前，沒有國際賽金牌的追求，棒球是生活文化與道德教育的體現，這種精神或許才是職棒又爆簽賭之際，需要重新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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