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出生於高雄市棒球重鎮三塊厝的蕭長滾，超過一甲子的棒球生涯，親身經歷了高雄乃至台灣甚至國際棒壇的重要盛事，在日治時期他曾代表台灣到日本參加都市對抗賽，戰後初期則成為高雄最具代表性的教練、一九七零年代則是世界冠立德隊、榮工隊的教練，職棒成立後，統一獅職棒隊禮聘他為顧問，蕭長滾的棒球經驗，使他成為見證百年台灣棒球發展史中，少數橫跨四個階段(註一)的代表性人物。
迄今依舊關心棒球的他，目前（2006年）居住在高雄市，鄰近那個七十多年前蕭長滾初次接近棒球的三民國小（日治時期的高雄第三公學校）以及高雄市立立德棒球場附近。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依舊時常注意國內外的棒球新聞，國內職棒以及日本職棒、美國大聯盟等比賽，都是他生活的重心，離開了棒球場，他仍是一輩子的棒球人，並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包容理解的心情取代批判，比較台灣、日本以及美國等地的棒球發展。
不僅如此，他的生活中，一如他數十年的教練生涯，充滿著對於棒球技術與戰術的悉心研究，所不同的是，昔日球場上的他，是現場的作戰指揮者，而現在的蕭長滾，則將一輩子的所學，融會貫通，利用每日醒後到中午前的短暫時光，利用臥室中的一張小書桌，在資料堆中親筆整理，參看外文書時遇到不熟悉的字，則耐心的查字典理解書中的內容，文字不能道盡的則用畫圖表示，一筆一畫全然出自手工。
執著的棒球人以不同的身分，以外人無從想像的毅力投入對棒球的熱情，於是我們必須記著他說的每一句關於棒球的記憶，正如同幾十年來，曾經聆聽他的建議、經歷他的操練，而大放異彩的棒球選手們，陳潤波、官大全、黃平洋、呂文生、宋榮泰……
二、從旁觀者到接觸棒球
1919年6月28日，蕭長滾出生於高雄三塊厝，當時正值打狗改名為高雄的前夕，這個台灣南方大城崛起，乃是由高雄港興築並與鐵路網絡的串連，開啟了發展的序幕。
此時的高雄工商逐漸發達，移民大量湧進高雄，參與相關興築中的工程，因此高雄有別於台灣農村社會，務農的家庭較少，生活作息中閒暇時間已然出現，因此，從蕭長滾有印象以來，三公以及附近的社區，棒球活動已在進行。
事實上，少年棒球的興起，約當在一九二○年代左右，其中，1920（大正9）年「大日本少年野球協會」的成立是個重要的指標。隨後，1921年（大正10）年台灣新聞社創立二十週年時，便舉行過「台北少年野球大會」，此後，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紛紛舉行少棒比賽；高雄第一回的少年棒球賽，也在1923（大正12）舉行，而當年的冠軍便是蕭長滾的母校三公。(註二)換言之，當1927（昭和2）年蕭長滾進入高雄第三公學校（以下簡稱三公）就讀時，三公已是曾經奪得高雄冠軍的強隊。
三公的棒球風氣深深的吸引著蕭長滾，最初，他仍是一個場邊的觀眾，公學校四年級時，蕭長滾常在下課後去看學校棒球隊練球，久而久之，老師見他對棒球有興趣，因此把蕭長滾也叫進棒球隊練習。球隊練習的時間都是利用下課時間，目標是為了得到高雄市內春、秋兩季棒球賽冠軍，同時進軍全島的少年野球大會。但在蕭長滾就學期間，高雄市的少棒冠軍，幾乎是高雄第一公學校與高雄第一小學校的天下。(註三)
日本時代的高雄，日本人打棒球的風氣比台灣人興盛，蕭長滾認為與經濟條件有關，另外則與興趣有關，台灣人隊打棒球的興趣不比日本人，但以蕭長滾的經驗而言，由於家人認為棒球是正當娛樂，因此只是關心並未反對蕭長滾從事棒球運動。
三、搶手的球員
公學校畢業後的蕭長滾，藉著參加以三公畢業生為主體的旭青年團延續棒球生涯。日治時期的台灣青年團的發展，約當在1926年之後較為成熟且較為系統化，1930年頒布的〈台灣青年團訓令〉中，鼓勵組織年輕人「互相和睦勉勵，以修養德性，鍛鍊身體，…，熟習日益進步的社會生活，及養成忠良有為國民之素養」，據估計1939年時，台灣共計有958團青年團，團員人數計有36320人。其中為達「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改善國民體質」的目的，因此亦將棒球、遠足、廣播體操、運動會等體育活動列為青年團的活動。(註四)
在此情形下，三公畢業生通常透過青年團繼續延續對棒球運動的熱情，而旭青年團所參加的比賽，大多是每年春秋兩季的高雄市軟式野球賽。
蕭長滾在三公畢業兩三年後，進入高雄鐵工所工作，並加入鐵工所棒球隊，成為隊中「唯二」的台灣人，其他都是日本人。但高雄鐵工所並未參加高雄市例行的春、秋季棒球賽，鐵工所看重的比賽是一年一度高雄五大會社的五社棒球賽，包括高雄鐵工所、淺野水泥、南日本化學、台灣鋁業、旭電化等公司（這五個會社的員工起碼都有三、四千人以上。），五個會社的球隊實力都不錯，但屬於業餘性質，比賽的場地都在東球庭或者高雄中學。
之後，蕭長滾被挖角到高雄日東商船會社打球，在那裡待了四、五年的時間。日東商船會社社長出身棒球名校立教大學棒球隊，所以對棒球隊有興趣，因此組織棒球隊。他比較沒有日台的差別，球隊中台灣人就有好幾個，例如許漢水、莊銘燦以及我，同時也利用棒球隊作為交際的手段，例如日東商船會社與大日本製糖會社有業務往來，因此，商船會社棒球隊便曾造訪大日本製糖的糖廠，例如虎尾、南靖糖廠去比賽，賽後通常糖廠與會社負責人都會出面請吃飯，於是達到了交際應酬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技術與經濟條件的差異，日治時期從事棒球運動者，大多以軟式棒球為主，打硬式棒球的人大多是在會社、銀行上班，所需的球具、球衣等，都是會社提供的，但打軟式棒球時，所需的球衣、手套都要自己張羅。通常，打軟式棒球的人都會覺得打硬式棒球高一級，因為硬式棒球需要的技術、支援較多。但站在普及棒球運動的角度來看，軟式棒球隨便都可以打，技術也不用太講究，硬式棒球則不同，所以軟式棒球對於棒球普及而言，有很大的幫助。而蕭長滾由於球技優異的緣故兩者兼具，軟、硬式棒球都能難不倒他。
四、都市對抗賽：全島第一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發展，軟式棒球具有普及棒球運動的意義，從事的人口也最多，蕭長滾的旭青年團只是眾多軟式球隊之一。相對於此，講求技術與設備的硬式棒球，雖然從事人口少，但卻是球迷注目的焦點。而在這些不同的硬式棒球賽中，1930（昭和5）年日本全國都市對抗賽在台灣舉行選拔賽以降，都市對抗賽便是台灣棒球精英最被看重的比賽。
最初幾年，都市對抗賽多由交通團取勝，贏得台灣的代表權，高雄在1931（昭和6）年起參加，但並未取得好成績。(註五)而在1930年代中期開始，台南團在強投兒玉以及嘉農名將今久留主淳、蘇正生與李詩計等人的助陣下，改變了交通團連霸的優勢，從1935年起取得四連霸的成績。(註六)
1940（昭和15）年，全高雄團中名將如林，擁有台灣人李世雄、蕭長滾等好手，並有出身東京六大學的清原初男（立教大學）與櫻井寅二（中京商－慶應大學），等人的助陣，因此在同年7月7日，當殖民統治當局正在為盧溝橋事件三週年而舉行慶祝活動時，高雄隊終於以18比5的比數，在都市對抗賽選拔賽中擊敗宿敵台南。一行人並於(註七)7月24日搭著高千穗丸前往日本參賽。(註八)
當年蕭長滾21歲，時間過了六十幾年，但他依舊清楚記得當年的事。
我21歲的時候，和李世雄先生去日本參加都市對抗，比賽是在後樂園球場舉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那時是昭和15年7月，印象很深。當時，我擔任後捕，並不出名。那時我們從基隆搭船到神戶以後，先搭火車去大阪和當地的球隊進行一場友誼賽，然後去東京參加比賽。去日本一個多月，但只打了一場比賽。因為那時是採單淘汰賽制，首戰是遇到韓國的漢城(京城)隊。照都市對抗賽的分級，我們臺灣的高雄代表隊只是B級，而韓國的漢城隊是A級，所以比賽時他們的呼聲很高，果然，那年最後也是由他們拿到冠軍。所以說我們的運氣也不佳，第一場就遇到冠軍隊。
都年的都市對抗賽中，蕭長滾並非先發選手也不是最為耀眼的選手，但因腳程相當快，曾經是青年團的100和200公尺的紀錄保持人，而且臂力很好，投球可以投到110公尺遠。因此，當時日本的職業球隊南海鐵道還曾要挖角蕭長滾進入日本職棒。
所以蕭長滾詢問了隊中兩位出身日本六大學的選手清原與櫻井，他們要蕭長滾考慮自己是不是能適應那樣的生活。蕭長滾一面想著自己打球只是因為興趣，若打職業的話，身體不舒服或不想打的時候就沒辦法隨自己的意思，那時的日本職棒也才剛起步，是不是有未來也不能確定，於是蕭長滾考慮之後就打消了赴日發展的念頭。
放棄了赴日發展，蕭長滾在日東商船會社打了幾年後，又回到高雄鐵工所工作，並且一方面打棒球，但因為戰爭的關係，棒球運動日漸受到影響，例如1943（昭和18）年，為了將棒球運動「日本化」，棒球比賽中的術語一律由外來語改成日語，以落實「抹除」野球中的美國味，在此原則下，strike（好球）被改成「正球」、ball（壞球）被稱為「惡球」，而safe（安全上壘）則被稱為「よし」、out（出局）被稱為「ため」，其他的術語也一律改為日語，該項調整並於1943年4月起日本野球聯盟所舉行的比賽中開始實施。(註九)不僅如此，棒球賽的舉行所費不貲，與戰時節約、物資動員的社會需求不相符合，因此基於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考量，有規模的棒球賽紛紛停止，因此1943（昭和18）年第十一回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便被稱為「台灣最後的公式戰」。(註十)戰爭所造成的壓力對於棒球運動的衝擊更是來得直接，例如屏東的棒球場便在1943年10月，以糧食增產為名改為甘藷田。(註十一)此外，從1944年起開始的美軍轟炸，也改變了日常生活的作息、工商社會的節奏，高雄是重要的工業基地與交通要點，自然也是轟炸的對象，人人因此忙著疏開，棒球活動因此也不能再維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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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台灣棒球史的歷史分期，可分為四個主要的階段，其一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906-1945）、第二是戰後初期（1945-1958）、第三是七零年代的三級棒球（1958-1982），第四是八零年代以降的成棒與職棒。該分期請參照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果實出版社，2002年。
註二：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269、274。
註三：1929年與1930年高雄第一公學校取得高雄市冠軍，進軍全島少年野球大會，甚至在1929年取得全島冠軍，而到了1931年則由高雄第一小學校稱霸。謝仕淵，〈1929年高雄第一公學校與第一回全島少年野球大會〉，《高市文獻》17:3，2004.9，頁110-120。《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6日，三版。
註四：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年團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39-47。
註五：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626、658。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22日，2版。
註六：《台灣日日新報》，1935年7月21日，11版。1938年7月20日，12年7月20日，12版。
註七：《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8日，3版。
註八：《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25日，4版。
註九：《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3日，2版。
註十：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40-541。
註十一：《台灣日日新報》，1944年3月22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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