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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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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棒球維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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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簡述: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年輕時的英姿
拍攝日期:不詳
拍攝地點:不詳
所有人:洪太山授權提供
攝影者:不詳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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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傳圖片採用CC-BY-NC授權,引用時請「註明出處勿做為商業用途」。

注意:本館已自2012年2月8日起,改採CC-BY-SA授權方式,圖片原上傳者若有意更改此張圖片授權為CC-BY-SA,可徑行修改。
圖片簡述:有「台灣貝比魯斯」之稱的洪太山
拍攝地點:台灣棒球百年史新書發表會會場
拍攝日期:2006-07-24
所有人:台灣棒球維基館
攝影者:台灣棒球維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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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館已自2012年2月8日起,改採CC-BY-SA授權方式,圖片原上傳者若有意更改此張圖片授權為CC-BY-SA,可徑行修改。
圖片簡述:洪太山曾有「台灣貝比魯斯」之稱
拍攝地點:台灣棒球百年史新書發表會會場
拍攝日期:2006-07-24
所有人:台灣棒球維基館
攝影者:台灣棒球維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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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傳圖片採用CC-BY-NC授權,引用時請「註明出處勿做為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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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編輯] 生平簡介

 洪太山有「台灣貝比魯斯」之稱,是日治時代末期與台灣光復初期的知名棒球選手,大正十三年(1924年)一月十日出生,日治時代就讀嘉義白川公學校,因為反應很好,三年級時被選為棒球校隊,並且從天生的左撇子苦練成右投左打捕手,以打擊實力著稱。中學時期就讀棒球風氣極盛的嘉義農林學校,並被選為一軍選手,是「嘉義農林棒球隊」第三代黃金時期的戰將。畢業之後到菸酒專賣局服務,成為公司球隊的當家第四棒
 台灣光復之後,洪太山定居高雄市,在營造公會工作,代表工會球隊南征北討。曾經加入台電、彰銀、味寶等隊,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被彰化銀行網羅,在「六行庫時期」,是彰銀的大將。同年(1946年),參加第一屆省運棒球賽時,他以祖籍澎湖縣的身分上場,讓澎湖縣代表隊以黑馬之姿勇奪冠軍,此座冠軍也是澎湖縣省運(含區運)史上唯一一次的棒球冠軍。之後他都是代表高雄市參賽,並且多次奪冠。
 民國四十年(1951年)首度入選國家代表隊,並接受菲律賓總統的邀請前往馬尼拉參賽,與巨投蔡炳昌聯手把關,以十一比零打敗菲律賓而聲名大噪。民國四十三年(1954年第一屆亞錦賽在菲律賓舉行,洪太山以腳程快、臂力強、打擊佳而入選中華隊,擔任中外野的守備工作,並且榮任中華隊隊長。尤其在對日本一戰,洪太山更發揮強打、強守的本色,此役中華隊雖然以三比六輸球,但也讓「桃太郎」感到敬佩。民國四十四年(1955年)再度進軍馬尼拉參加第二屆亞錦賽,入選為該屆明星球員。
 民國四十八年(1959年)第三度代表中華隊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三屆亞錦賽之後,洪太山宣布退休,獲得台灣棒球史上最強第四棒的稱號。在國際比賽時,他是安打的製造機、得分之鑰;國內比賽時,他大棒一揮,常常是全壘打,有「台灣貝比魯斯」的美譽。自球場退休後,洪太山專注於彰化銀行金融業務,以「棒球人」鍥而不捨的精神、謙沖、寬容的態度,贏得長官的厚愛及同事的尊敬,步步高升經理和專門研究員,至六十五歲時退休。雖然退休,但對於後輩前往請益,也從不吝嗇,傾囊相授,目前受聘為高雄市棒球委員會顧問協助推展棒運,繼續對港都棒運奉獻心力。

[編輯] 基本資料

  • 出生日期:1924年01月10日
  • 身高體重:
  • 投打習慣:右投左打(原為左投,因無左投捕手手套改為右投)
  • 守備位置:捕手外野手
  • 出生地點:JPN.gif日治臺灣臺南州嘉義郡(祖籍澎湖,但出生於嘉義。資料來源:洪太山口述)

[編輯] 經歷

  • 嘉義玉川公學校
  • 嘉義白川公學校少棒隊
  • 嘉義白川初中青少棒隊
  • 嘉義農林棒球隊第三代隊員
  • 台北電信郵政專局棒球隊
  • 專賣局(今公賣局)棒球隊
  • 中華營造公會隊(改練外野)(高雄市)
  • (高雄市)彰化銀行棒球隊
  • 台灣電力棒球隊
  • 天香味寶棒球隊
  • 彰化銀行經理
  • 高雄市棒委會顧問

[編輯] 個人年表

[編輯] 特殊事蹟

[編輯] 相關連結

[編輯] 專欄文章: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

謝仕淵

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一)



關於本文

  • 專欄作者:謝仕淵(talk)
  • 發文時間:2007/01/17
  • 本站責任編輯:ReneeYoshikkii
  • 版權標示:All Rights Reserved,作者保留本文所有權利,僅授權本館發佈,網友請勿任意轉貼
  • 備註:專欄作者之外的本站參與者,除提供排版協助之外,不應更動原文用語,以示尊重原始作者。協助者請於「本站責任編輯」欄留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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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者簡介
  • 棒球史文字工作者
  • 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專攻體育史、棒球史之研究
  • 謝佳芬合著之《臺灣棒球一百年》曾獲得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推薦書及2004年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人文類出版入圍
  • 2005年起開始參與中華棒協台灣棒球百年史》之編撰工作,該書於2006年7月問世。

一、前言

  1931年8月21日,全台各城市的街頭,佇立著一群又一群的人,豎起耳根專注的聆聽來自收音機的聲音,他們的心思全然被一項正在日本進行的棒球賽所吸引,此因當年參加全日本中等學校棒球賽(俗稱的甲子園棒球賽)的台灣代表隊,已經在眾人的意外聲中,連過三關晉級冠亞軍決賽,對手是被譽為甲子園史上最強的隊伍-中京商業。

  這是一支由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組成的棒球隊,未曾因1931年的冠軍戰中落敗而為人忽視,隊中表現優異的漢人與原住民,讓台灣棒球的榮耀不再由日本人所獨占,為這支球隊豎立重要的典範,他們是來自嘉義的嘉義農林學校。

  嘉農的傑出表現,堪稱為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重要典範。一般而言,日治時期嘉農棒球的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1931年嘉農奪得甲子園亞軍的黃金階段,(註一)接著則是1935、1936年連續兩年取得甲子園代表權的階段,最後則是1940年世代,這段期間嘉農雖未取得甲子園的代表權,但仍是台灣中等學校比賽的常勝軍。(註二)而至戰後初期,台灣棒壇最為頂尖的好手,也多數出自嘉農,換言之,嘉農的好手扮演著台灣棒球跨越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傳承工作。(註三)

  2003年春天,筆者正為《台灣棒球一百年》的寫作進行必要的資料收集,透過高雄市五福國中吳建達老師的引薦,筆者認識了許多棒球前輩,他們原本是我閱讀舊報紙過程中曾經熟悉的名字,老報紙上的歷史人物想不到就在我眼前出現。在這個機會中,幸運地認識出身嘉農洪太山,我曾在戰後初期中華隊的報導中得知他的事蹟,也曾在《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中讀過他的名字,初次見面後,那種親眼面對歷史的喜悅不說,五、六十幾年前發生的人與事彷彿就出現在我眼前。

  八十餘歲的洪太山,他的外表如他之名,穩重如山,他的身形魁武、體格健壯,看不出歲月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跡,我表明來意,他侃侃而談,聲音宏亮、記憶清晰,很快的,那種訪談老人家所常見的重聽、回憶的斷裂等刻板印象已被我遺忘,我們的訪談宛如朋友間的聊天。

  洪太山做事有條有理,從他對棒球相關文件與照片的保存與整理可以略知一二,這應於日治時期嘉農棒球隊身心的苦練有著密切的相關,待人處世正直而剛強,因此博得隊友的信任,曾經多次擔任中華隊的隊長。

  洪太山的身手更是無話可說,戰後初期,他是台灣棒壇最為強悍的打擊者,他曾經代表澎湖縣與高雄市奪得省運棒球冠軍,也是一九五零年代初期,銀行行庫棒球賽最為風光時期的代表性選手,同時,洪太山也見證了戰後初期台灣棒球的海外交流活動,1951年的台灣聯隊、1954年起連續三屆亞洲盃中華隊國手,洪太山都參與其中,並擔任中外野手與第四棒,同時多次擔任隊長,場內場外都是球迷追逐的焦點,完全是球星的架勢,高人氣與強力的打擊能力被譽為台灣的「貝比魯斯」。

  洪太山可說是戰後棒壇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戰後台灣第一代的棒球明星。完美的擊球,飛快的腳程,都源自學生時代嘉農的嚴格訓練,也就是因此,他承繼著嘉農的光榮傳統與榮耀,扮演起日本時代乃至戰後初期台灣棒球的跨時代傳承角色。因此,當他拿起那根五十幾年前購自日本的木棒時,手腕轉動、雙手輕揮,筆者彷彿看到昔日中華隊不動的第四棒、台灣的「貝比魯斯」就在眼前。

                                     NEXT >>


註一:嘉農在1931年之前便已成軍,1928年嘉農初次進軍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便遭遇慘敗,以13比敗給台中商業,此時的嘉農棒球隊正如同當時的校友鄭芳瑞先生指出,「大家並不是很積極的組織球隊,由一位留著鬍子的安藤(安藤信哉)老師教我們玩球的技巧,只是拿來當成一項體育活動。」,但隊員由原住民、漢人與日本人構成卻相當引人注目。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8。潘光哲,〈鄭芳瑞先生訪問記錄〉,《嘉農口述歷史》,嘉義農專校友會,1993年11月,頁95。

註二: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29。

註三:關於嘉農棒球史的發展請參考林丁國,〈日治時期台灣中等學校野球運動的發展-以「嘉義農林」為中心的探討(1928-1942)〉,《中國知識份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2005),頁195-212。


文章列表

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二)



關於本文

  • 專欄作者:謝仕淵(talk)
  • 發文時間:200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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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者簡介
  • 棒球史文字工作者
  • 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專攻體育史、棒球史之研究
  • 謝佳芬合著之《臺灣棒球一百年》曾獲得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推薦書及2004年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人文類出版入圍
  • 2005年起開始參與中華棒協台灣棒球百年史》之編撰工作,該書於2006年7月問世。

二、從白川公學校到嘉義農林學校

  1924年1月10日出生於嘉義的洪太山,本籍澎湖。他與棒球的淵源,與其父親的態度有關,洪太山的父親是位日本料理師傅,原本其父對棒球也是一知半解,後來卻慢慢看出興趣來,進而支持洪太山接觸棒球。

  洪太山曾經談起父親對於他從事棒球運動的經驗,洪太山指出:

在當時台灣人心中,棒球被稱為柴球,被棒球打到會「帶傷」,因此認為棒球是危險的運動,一般台灣人不喜歡打棒球。但我父親是日本料理的師傅,而且是個大師傅,因此很多雜務都是徒弟負責,所以除了晚上比較忙之外,白天的時間有很多空閒,因此常跟朋友一起去看棒球,原本他對棒球也是一知半解,後來卻慢慢看出興趣來,進而支持我、鼓勵我接觸棒球。因此,我父親鼓勵我打棒球的觀念,可以說是相當少有的。」

  事實上,由種種事蹟看來,洪太山父親的支持,影響著洪太山日後的棒球路,這不僅是洪太山的父親從小就帶他去看棒球,在那個人人都必須會縫製破損棒球的年代裡,洪太山將損害的棒球、甚至球鞋與手套,都由其父親交給鄰居的修皮鞋師傅處理,而在白川公學校時期相對於球員的球具都由學校提供,但洪太山的手套卻由父親購買,又如在嘉農時,相對於原住民球員無球鞋可穿的困境,洪太山在棒球物質上的不虞匱乏,可說是由家庭所提供的充足後盾。

  1930年,洪太山入學白川公學校,三年級時父親買了洪太山生平的第一個手套,此後由於洪太山具有運動天份,跑步速度飛快,因此當學校要組織棒球隊時,他就被選為陣中的一員。在公學校的棒球生涯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讓洪太山從此成為台灣棒壇少見由左撇子變成右投左打(一般右投左打的棒球選手都是右撇子練成的),此因,當時白川公學校棒球隊的其他隊友,怕被棒球打到,沒有人願意當捕手,洪太山只好自告奮勇的自願擔任捕手,但當他發現捕手的手套只能由右撇子使用,他只好將手套反戴,結果被老師罵,為此洪太山配合捕手手套,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打擊則還是維持左打,因此成為少見的左撇子的右投左打。

  然而若說起洪太山與白川公學校的戰績,則是相當不理想的,洪太山加入棒球隊後年年都會參加嘉義市內的少棒賽,但因白川公學校為新學校(由女學校改制而成),實力較差,因此用洪太山的話形容,白川公學校都是「認真拼最後一名」。根據文獻指出,嘉義市內的少棒賽參賽隊伍,約有四隊,分別是旭小學校、東門公學校、玉川公學校以及洪太山就讀的白川公學校,洪太山代表學校時,正值1937、1938年之際,此時旭小學校已經在嘉義市內的少年野球賽中稱霸三年。(註四)

  白川公學校就學期間,洪太山不僅培養了棒球的興趣,當時也正逢嘉義中學棒球隊興起之時,嘉義市內,傳統強隊嘉農與新興勢力嘉中間的對抗,被稱為「嘉義的早慶戰」,兩校之間不僅在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南部中等野球賽中遭逢,在嘉義地區的比賽中,兩校有時在友誼賽或者正式比賽中便曾交手,例如1933年7月16日兩隊於嘉義公園進行比賽嘉農以九比五獲勝。(註五)由於嘉農的隊員以台灣的漢人與原住民居多,而嘉中的球員則是日本人佔多數,因此,兩校間的對抗不僅是嘉義棒球迷觀戰的焦點,也帶著些許日台對抗的意味,此時的洪太山就如同多數的嘉義市民一般,都是嘉農的支持者,他們在球場大聲呼喊的加油聲,暗許著擊敗嘉中(就洪太山的說法擊敗嘉中有種擊敗日本人的意味)的內心渴望。這樣的對壘,讓洪太山印象深刻,「有次比賽,場邊觀眾還差點起衝突,場邊的台灣人要打日本人,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觀眾與啦啦隊壁壘分明。」同時洪太山看著球場上嘉農與嘉中的對抗,立下了有朝一日也能入學嘉農的願望。

  公學校畢業後,洪太山受到淋巴疾病所苦,因此休養一年,次年(1937)在父親的鼓勵之下報考嘉義農林學校,考試包括學科以及身體檢查與簡單的體能測驗,錄取率並不高。洪太山相信除了學科成績不差之外,由於入學考試時曾填寫自願書,因此學校知道洪太山會打棒球且體育成績優秀,這應該有助於考取嘉農。考試成績揭曉,洪太山如願以償進入嘉農就讀,也找到了另一個發揮所能的棒球舞台。

                               << BACK NEXT >>


註四:《台灣日日新報》,1938年7月14日,8版。

註五:《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18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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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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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巴達訓練與甲子園之夢

  1937年,洪太山進入嘉農就讀時,此時的嘉農剛度過由吳波東公文(阿美族原住民、漢名為藍德明)、今久留主淳兒玉玄等人所寫下的一波高峰,(註六)同市的後起之秀嘉中,已經迎頭趕上,舉例來說,1938年,基於推廣體育精神、符合市民看球期待、強化嘉義棒球實力等多重因素,嘉中與嘉農也發展成定期性的比賽,兩校決定在春秋兩季舉行對抗賽,(註七)首次則在當年4月29日到5月1日間舉行,約定以三場決勝負,三場比賽打下來嘉中竟是三連勝的成績,但比賽過程卻是精采無比,前兩場均戰到十局才分出勝負,嘉中均以一分之差獲勝。(註八)嘉中已非吳下阿蒙,他們甚至在1937、1939兩年取得代表台灣參加甲子園大賽的權力,而此時的嘉農則在那個曾經帶領球隊創下輝煌成就的近藤教練帶領下,力圖再創佳績。

  入學之後,由於學校知道洪太山具有棒球底子,因此便要洪太山加入棒球隊,加入棒球隊的第一天,洪太山便嚐到了嘉農嚴厲訓練的震撼教育:

我進球隊練球的第一天,就被學長打(掌摑)。很多人因此不敢進棒球隊。當時,球隊大概有二十個球員。練球是每天練,而且學業上一點都不能偷工減料,四點下課後才練球,天黑看不清楚時,改練跑步。一開始嘉農沒有球場,所以必須跑到嘉義公園附近練球。有位和我一樣也是白川公學校畢業的同學,進入棒球隊後,不到一個月便離開了,教練一直叫他練,他不肯,後來他甚至在中午吃飯的時間跑到甘蔗園躲,免得被教練找到。

  如同斯巴達般的嚴厲訓練,與近藤兵太郎教練的風格有著密切的關聯。1928年,出身棒球名校早稻田大學的近藤來到台灣,擔任嘉農棒球隊的教練,他要求每位球員只要在非上課時間都必須投入練習,每天也必做長跑增加耐力,揮棒三百次以上的基本動作,守備要精確迅速,進攻時要仔細選球並確實執行戰術,近藤教練特別重視球員對他的服從,並要求球員保持高度的作戰意志,希望球員在球場上都能保持最佳狀態。(註九)洪太山回憶起近藤時指出:

棒球隊的教練只有近藤一個人,偶而畢業的校友會來幫忙。但大多時候都是他一個人,他常常打球讓我們接,球員的動作如果不確實或者漏接,就一直不斷地練習,直到確實為止,這種訓練方式讓很多人退出棒球隊。
近藤的訓練很嚴厲,天黑了看不到球,並不會休息,就改練體能。那時嘉農沒有自己的球場,所以必須跑到嘉義公園練球,每天光跑這段路就要好幾公里。
球員的表現不理想時,教練會罵「回支那」,原住民則罵「回山上」。

  然而,近藤教練的嚴厲,不只是為了棒球技術的精進,那更是一種技術與精神的雙重試煉,這樣嚴厲的訓練,正如同近藤常掛在嘴邊的話:「球者魂也,球不正,就是魂不正!魂正,球亦會正矣!」(註十)

  如此嚴厲的訓練,同時也以一種循序漸進的學長制文化,讓選手在提升實力的同時,逐漸賦予更重的任務:

進入嘉農棒球隊時,原本只是撿球,守備位置多半是依據「補缺」原則,那裡空出來了,再看看有沒有適合的人。但一般而言,常從外野開始練起。學弟一開始沒得打,只能在外野撿球。

  嘉農的傳統並不只是嚴厲的訓練,棒球隊內也有著學長學弟間的責任與義務所衍生的文化:

球隊當中的一些雜務,都是三年級以下的學弟負責。棒球選手之間,學長則可以教訓學弟,所以我進球隊第一天就被打,而且是沒有理由的,當時練完球,學長下令換衣服後三年級以下集合,然後從三年級的就開始打,還問被打的人知不知道為什麼被打。搞到最後,原來是因為不規則彈跳打到學長,學長被教練罵,學長怪罪整理場地的學弟,所以就打我們。學生間處罰,主要的原因是學長對學弟,不是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關係。而且是種文化,其他的學校也是如此。

  由學長學弟關係所構成的球隊文化,具有維持球隊內部秩序的管理機制,同時也是內化責任感的訓練機制,當球員仍是學弟時他必須遵守規範恪盡職責,成為學長時球員必須以身作責力求場上的好表現,兩種角色的扮演缺一不可,既是球隊內在穩定的基礎,也是對外追求優異成績的動力。當然,學長與學弟的關係也與年齡的因素有關,而當身份為學弟但年齡卻已是學長的年齡時,這套學長與學弟的文化,有時也有例外的時候:

一般而言,除非極為優秀的選手才可能在三年級時上場比賽,否則正式比賽還是以四、五年級的隊員為主。但,當時高中比賽沒有限定年齡,當時隊上有位原住民,名叫藍德明,他一年級時已經二十歲,所以一年級就能出賽。
隊長都是五年級生擔任,不限日本人或者台灣人。但日本人會比較有利。

  即便球隊內的文化有著學長與學弟的差別,學長對於學弟的處罰也是稀鬆平常,但有趣的是,在這個以棒球傳統著稱的學校中,棒球隊的選手,也享受了許多特別的待遇:

學校對棒球隊相當重視,學校甚至下令如果打架打到棒球選手,不論是日本人或者台灣人都要退學,那是因為曾經發生過台灣人打日本人棒球選手,四個打一個,四個全部退學,但這是個不成文的規定。講難聽一點,棒球選手比較囂張。一年級的時候,有個五年級的學長,把我叫去罵,他說如果我不是棒球選手,就要打我。

  斯巴達式的訓練下所造就的光榮傳統,讓洪太山坦言:「雖然練球很辛苦,但也對於身為嘉農球員而感到榮耀,特別是在正式比賽中,穿上繡上KANO字樣的選手服,這件參加正式比賽時的制服,每個人只有一套,但當穿上時,就有種要贏球的使命感。」1931年得到甲子園大賽亞軍的嘉農,對於每一代的嘉農球員而言,進軍甲子園圓夢,是榮耀的傳承,也是傳統的延續。

  經過了兩年的苦練,升上三年級的洪太山終於在1940年(昭和15年)全島中等學校選拔賽中登場,圓自己的甲子園之夢。

  由於全島中等學校選拔賽事關進軍甲子園資格的取得,因此是全島中等學校最為關注的球賽。當年度的球賽中,共有十三支球隊參加,其中高雄商業是第一次與賽,陣中的大下弘是日後日本職棒的明星球員,(註十一)當時洪太山是以先發第七棒鎮守右外野的身分上場。當年的嘉農在第一場便遭遇首次參賽的雄商,比賽在第一天因雨未分出勝負,倒是大下弘主投七局未被嘉農擊出任何安打,(註十二)第二天的比賽中,嘉農擊敗了雄商。下一場則遭遇了宿敵嘉中,激戰後以1比0落敗,遭到淘汰。兩場比賽中,洪太山並未擊出安打,有兩次四死球也有因對方失誤而上壘,但也遭到了三次三振。(註十三)該年年底的兩項正式比賽-「紀元2600年奉祝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紀元2600年奉祝南部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洪太山改以捕手身份上場,兩項比賽中嘉農分別被花蓮中學與嘉義中學擊敗,並未能得到冠軍。(註十四)

  1941年,四年級的洪太山再度於全島中等學校選拔賽中登場,那年比賽的開幕戰是由嘉農遇上雄商,原本預期中的對峙,但最後嘉農卻以10比0獲勝。第二場比賽中,則遭遇強敵北工,(註十五)兩隊實力堅強,分別多次代表台灣參加甲子園比賽,因此實力可說是伯仲之間,兩隊在7月26日遭遇,雙方未能越雷池一步均未得分,戰至八局下起大雨比賽延到27日重新開始,沒想到第二場比賽,打到第七局又是遇到大雨,雙方依舊未能得分,比賽再度延到28日舉行,在這場分出勝負的比賽中,雙方投手吳新亨與小助川表現優異,北工雖然較多,但嘉農失誤較少,因此雙方僵持到25局,才由嘉農的第三棒柴田擊出再見安打分出勝負,嘉農以2比1贏得比賽,這場比賽一共打了五小時二十九分。(註十六)總計三日四十局的比賽,嘉農終以一分之差擊敗北工。事實上,這場前後進行了三天才分出勝負的比賽,吸引了當時全台灣棒球迷的關注。五十年後,當日的球員佐佐田利雄仍然認為那是一場令他無法忘懷的回憶。(註十七)但在隔場的比賽中,嘉農又敗給嘉中,洪太山連續兩年的甲子園夢,都因嘉中而結束。該年的比賽中洪太山的棒次為5、6兩棒,守備則以捕手為主,但與北工二十五局的那場比賽中,則轉守一壘。

  1942年,五年級的洪太山,將是嘉農生涯最後一度圓甲子園之夢的最後機會。當年上半年,嘉農已在「第十回全島中等學???選拔野球大會」、「建功神社奉納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護國神社奉納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連續奪得冠軍,(註十八)因此當7月份的「第二十回全島中等野球大會」舉行前,嘉農的選手們對於問鼎冠軍可說是充滿信心,第一戰嘉農擊敗台中商業,第二戰又遇到了強敵台北工業,這場關鍵比賽中,雙方再度僵持不下,正規九局結束後雙方一比一平手,比賽直到十六局,輪到北工的中心打者關口清治打擊(戰後日本職棒西鐵獅隊選手),在一人出局、一好球一壞球之後,關口瞄準一顆直球,擊出一支致勝的全壘打,那年北工在冠軍賽中以四比二擊敗雄中贏得冠軍,對於洪太山而言,關口的那支全壘打則敲碎了五年來苦練下所編織的甲子園之夢。(註十九)

  總計洪太山在中等學校野球賽的表現,他曾經守過右外野、一壘手,但主要以捕手為主,棒次則從三年級時的第七棒到五年級時的第三棒,洪太山的表現雖不如吳新亨等人耀眼,但作為場上作戰核心的捕手,洪太山扮演的角色可算是稱職,並曾因此讓對手印象深刻,半世紀之後依舊記得洪太山的身手。(註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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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六:1935、1936年嘉農連續兩年取得台灣代表權。
註七:《台灣日日新報》,1938年4月26日,12版。
註八: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363-364。
註九: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果實出版社,2003),頁43。
註十:佐佐田利雄,〈嘉農棒球的回憶〉,收於潘光哲,《嘉農口述歷史》,頁212。
註十一: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458-462。
註十二:大下弘所屬的雄商,雖然第一場就遭到淘汰,但身材高大球速相當快的大下弘,卻是當屆比賽中最受矚目的選手。《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5年7月30日,8版。
註十三:嘉農與雄商比賽的記述請參見《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5年7月23日,12版。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475。
註十四: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482-488。
註十五:《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6年7月28日,3版。
註十六: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07。
註十七:佐佐田利雄,〈嘉農棒球的回憶〉,收於潘光哲,《嘉農口述歷史》,頁212。
註十八: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15-518。
註十九: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27-529。
註二十:據報導「這個故事發生在日本東京TBS廣播電台,82歲的今野忠雄先生寫了1封信給電台,說到自己小時候住在台灣,參加棒球比賽時,非常崇拜對手球隊「嘉義農林」名叫洪太山的選手,可是事隔多年,完全沒有和對方聯絡,希望節目能幫他找到洪先生,讓他在有生之年再見一次心目中的英雄。被今野的熱情感動,TBS廣播電台工作人員透過各種管道,終於找到在高雄的洪太山,並且把他請到東京。…82歲的洪太山是日據時代末期與台灣光復初期的知名棒球選手,中學時期就讀嘉義農林學校,是「嘉義農林棒球隊」第3代黃金時期的戰將。與今野的「台北工業」棒球隊為了爭奪日本甲子園大賽的出賽代表權,經常有交手的機會。」《自由時報》,2006年4月25日。根據洪太山的說法,今野對洪太山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中的台灣人很少,擔任捕手重責大任的台灣人更少,加上今野與洪太山同為左手打擊,今野因此對洪太山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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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四)



關於本文

  • 專欄作者:謝仕淵(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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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者簡介
  • 棒球史文字工作者
  • 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專攻體育史、棒球史之研究
  • 謝佳芬合著之《臺灣棒球一百年》曾獲得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推薦書及2004年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人文類出版入圍
  • 2005年起開始參與中華棒協台灣棒球百年史》之編撰工作,該書於2006年7月問世。

四、戰時記憶

  1943年,不到二十歲的洪太山即將畢業,嘉農的選手成為島內棒球勁旅爭相網羅的對象,位在台北市的專賣局,則將挖角的目標鎖定在洪太山身上,專賣局的人員直接找上洪太山的父親,希望洪父讓洪太山到台北加入專賣局棒球隊,原本洪太山的父親以洪太山為長男,長男不應離家為由而反對,但雙方經過討論之後,洪父決定讓洪太山到台北打一年球,雙方並同意一年之後將洪太山調到高雄的專賣局(當時洪家已由嘉義搬到高雄),同時,給洪太山58圓的高薪(當時嘉農台灣人畢業生的待遇約為45圓,日本人約為55圓),並有額外的補貼10圓,一共月領68圓,當時洪太山的二弟在嘉義沒工作,專賣局甚至給洪家一張菸酒專賣零售執照,照顧二弟的生計,洪太山加盟專賣局待遇、福利可以說是相當優渥。

  專賣局是台北市內少數的硬式棒球隊,一年當中最為重要的比賽,便是爭取台北參加全島都市對抗賽選拔賽的代表權,除了專賣局外,另外兩支強勁的對手,則是CB(電信局)、鐵團(鐵路局)。這三支球隊的競逐中,專賣局往往遜於CB、鐵團,洪太山因此說「專賣局已經十幾年沒有在台北市的代表權比賽中贏過CB、鐵團」

  專賣局是洪太山第一次踏入職場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第一次打社會組的球隊,球隊隊友都是前輩,有許多是出身東京六大學的選手,因此剛剛加入專賣局時更讓他戒慎,深怕表現不如預期。更怕承擔不起教練所交負的重責。

  洪太山回憶起這短暫的一年指出:「來到公賣局打球後,教練排我打第四棒,原本我很不安,因為隊裡學經歷比我好的前輩有很多,我是隊裡唯一的台灣人,其他兩隊的隊員全部都是日本人。」伊東教練因此告訴洪太山「如果有人說閒話,就告訴我,我的眼光不會錯」結果在那年的比賽中,專賣局竟然破天荒的擊敗CB、鐵團,得到台北市的冠軍,專賣局的教練也沒有看走眼,洪太山打擊成績出色得到該次比賽的打擊獎,賽後更得到專賣局發的高額獎金-120圓。但因戰局日漸緊迫的關係,全島都市對抗賽選拔賽已經無法舉辦。(註二十一)

  戰爭確實是影響棒球運動最大的變數,「球場上的英文用語都被改掉了,又過了不久,連比賽都停止了。當時的圓山棒球場因為被當成傷兵醫院而不能使用,所以我們都在臺大比賽。」一年之後,1944年洪太山來到了高雄,當時不用說已經無球可打,甚至還要過著躲避戰爭的生活,戰時的洪太山在高雄的專賣局上班,但媽媽與妹妹等家人則「疏開」到嶺口,洪太山有時還必須向專賣局請假,和二弟一起揹一些米、鹽等物資給家人。

五、省運與六行庫

  1945年戰爭結束後,戰敗的日本人離開統治了五十一年的台灣,但日本人所引進的棒球,並未隨著日本人離開而沒落。只是昔日深具日本味的「野球」,隨著政權的更替,改成了「棒球」。戰火剛熄未久,歷經空襲轟炸的高雄市,依舊一片蕭條。但在昔日的球場上,棒與球的碰撞再度發生,數十支軟式棒球隊分成A、B、C三級比賽,觀眾再次湧現,棒球的熱情提供了高雄復甦的能量。當時的高雄甚至台灣,休閒娛樂的選擇不多,一切滿足感官的聲光娛樂,一間昏暗狹小的電影院便足以包含。戶外體育活動則是另一個為時人所矚目的焦點,在那個風氣淳良的時代裡,連國小年度運動會都不用擔心場面冷清,棒球則更不用講了。

  對於遷居高雄的洪太山而言,由於出身名校且球技優異,因此很快的在這股棒球熱當中,被拉進以三塊厝地區為中心、第三公學校為基礎的棒球發展區。(另一個高雄重要的棒球據點為旗津地區的第一公學校)。此時,適逢1946年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舉行前夕,台灣省運動會是以縣市為單位所進行的體育競賽,因此省運棒球賽被認為如同都市對抗賽的翻版,區域對抗的意味十足,在那個國際比賽並不興盛的年代裡,省運棒球賽是全國棒球迷們關注的重要焦點。(註二十二)

  為了代表高雄市參加第一屆省運棒球賽,高雄市內必須先舉行代表權的爭奪賽,由旗津與三塊厝相互對壘,這兩個從日治時期便在棒球場上難分勝負的地區球隊,在這次的對壘中由旗津取得勝利,贏得代表高雄參加省運的權力。但三塊厝的棒球手們,由於多數為澎湖移民,心想澎湖縣並未派隊參加省運,因此積極透過管道聯繫,希望能夠代表澎湖縣出賽,終而如願以償。

  洪太山也得以參加第一屆的省運棒球賽,由於洪太山打擊技巧一流,因此兼負起第四棒的任務,加上腳程快、臂力強等特質,因此原本嘉農時代捕手的守備位置,轉為鎮守中外野大關,令人意外的是,不是洪太山的好表現,而是這支敗代表澎湖但卻都是來自高雄的隊伍,竟然一路過關斬將,挺進冠軍戰,對手則是以嘉農為班底的嘉義市隊,在這場比賽中,洪太山表現優異,讓嘉義隊的嘉農大學長蘇正生側目直言「打夠了沒」,最終洪太山他們贏得比賽,奪得第一屆省運棒球賽冠軍。

  隔年,原本想要從施故技但因規則不容因此無緣參賽,而正規的高雄市隊自第二屆到第六屆之間雖曾奪得亞軍,但均未得到冠軍,1952年第七屆在屏東舉行,高雄市各地棒球勢力不僅相互合作,幾位國手級身手的選手如黃仁惠陳潤波等也相繼竄出,洪太山亦為陣中主將,擔任第四棒鎮守中外野,進而開啟了高雄市在省運棒球賽的黃金年代,(註二十三)總計從1952-1957年,六年之間高雄市得到三座冠軍、三座亞軍,這段時期洪太山都是陣中主將。總計從1945年到1958年為止,洪太山一共參加了十三屆的省運棒球賽。

  在這段期間,洪太山亦分別是高雄市中許多著名棒球隊的要角,戰後不久後,他因看不慣公賣局中許多來自大陸的接收官員領薪水而不做事的態度,因此轉到台電公司工作兼打球,一年之後,則到營造公會上班,同時參與營造棒球隊,當時重建工程多,所以營造廠大為賺錢,故有能力支持棒球隊,後來許多營造廠生意日漸下滑,洪太山因此離開營造廠,離職後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彰化銀行聞風而至,挖角洪太山加入彰銀。此後,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也曾利用業餘的時間,加入味寶味素棒球隊(註二十四)

  洪太山除了在省運棒球賽中有耀眼的表現之外,加入彰化銀行期間也參與了一九五○年代台灣棒球競爭最為激烈、最具風格且比賽最為集中的比賽-「六行庫」棒球賽。所謂「六行庫」棒球賽,係指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土地銀行、臺灣銀行等六間金融行庫間的棒球賽。

  六行庫棒球賽,原為銀行員工間公餘的休閒與娛樂,比賽的型態以最為容易接近且較經濟的軟式棒球為起始,六行庫的軟式棒球賽起於1948年,地點是多所行庫附近的新公園運動場,1948年起,六行庫軟式棒球賽毫無間斷的舉行了十二屆,沒有看台、沒有安全設備的新公園棒球場,但每逢比賽時的周六與周日一定擠滿了觀賽的觀眾。1954年起,「六行庫」棒球賽增加了硬式棒球組。

  「六行庫」的球員與銀行高階的主管大多是台籍人士,對於棒球的熱愛多來自年少,所以根深蒂固,當銀行間的對抗日趨激烈的同時,各隊網羅好手、四處挖角的動作於是在行庫高層的支持下競相展開。洪太山便是在此情形下,加盟彰銀。加上銀行為當時人人稱羨的行業,能夠到銀行上班又能打球,無異是最好的選擇。

  洪太山加盟之後,彰銀在軟式棒球的比賽成績進步顯著,原本在1950年之前從未奪冠,但在此之後,彰銀分別取得1954、1956、1957年的冠軍。(註二十五)洪太山結束球員生涯後,一直在彰銀服務,直到退休為止,並擔任高雄棒球協會的顧問、裁判委員,並曾獲聘海軍棒球隊的教練,持續為棒球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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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十一:日本都市對抗賽在1941年時曾因戰爭的關係中止一年,1942年復辦,但在1943年到1945年期間,受到戰爭影響並未舉行。
註二十二:關於省運棒球賽的意義請參見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頁62-64。
註二十三:關於各屆省運的精采片段,親身參與者簡永昌有相當扼要的描述。請參見簡永昌,《中華棒球史記》(編者自印),頁52-121。
註二十四:台電隊與味寶隊的簡介可參見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頁81-84。
註二十五:六行庫棒球賽的成績請參考陳嘉謀,〈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體育教學碩士論文,2002。頁22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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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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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台灣聯隊到中華隊-國手

  除了在國內重要比賽中大出鋒頭之外,洪太山也是早期棒球國家代表隊的靈魂人物,一直到從1951年到1959年期間,洪太山從未錯過任何一個代表國家的機會。

  我國在戰後第一次經由選訓委員選拔臺灣棒球好手所組成的棒球隊,是在1951年赴菲律賓比賽而組成的臺灣聯隊。這次的台灣聯隊,由台灣棒球前輩嘉農第一代球員的李詩計負責招募,因此陣容多為嘉農出身,洪太山也是其中之一員。此後,臺灣聯隊又在1953年3月為因應菲律賓體育委員會的邀約而組成,再次到菲律賓訪問,洪太山也是成員之一。1955年,我國基於彼此反共立場一致的情誼,派出代表隊前往韓國友誼賽,洪太山也是隊員。在台灣聯隊的時代中,許多外國球隊,如1953年日本早稻田大學、1956年日本明治大學等球隊來台訪問時,也多半以臺灣聯隊應戰,而洪太山均為成員之一。在這為國爭光的時刻裡,洪太山鎮守中外野大關,負責第四棒的攻擊位置。

  到了1954年,首屆亞洲盃棒球賽的舉行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黎剎棒球場舉行,共有菲律賓、日本、南韓、台灣等四個國家參賽,由於以國家名義代表,因此台灣聯隊更名為中國代表隊,洪太山為當年的代表,同時擔任隊長。1955年,第二屆亞洲盃同樣在菲律賓舉行,洪太山亦為隊員之一,也是隊長。1959年第三屆亞洲盃在日本東京明治神宮球場舉行,洪太山為隊員之一。三屆亞洲盃中,洪太山均為陣中當家第四棒並鎮守中外野大關。當時的亞洲盃參賽國家除了我國之外,尚包括韓國、日本與菲律賓等國,但我國的實力,大多略勝於菲律賓而次於日、韓兩國。

  早年的棒球界素有門戶之見,常為選拔國手之事起爭議,(註二十六)因此能夠年年都選國手,洪太山的實力可說是被大家所公認的,此因當時台灣在國際賽的成績並不理想,投手往往無法有效壓制對方,而打擊則無法突破對方投手的封鎖,在前幾屆的亞洲盃中台灣往往落居日韓之後,在此情形下,第四棒的洪太山往往是攻擊的重心,他自稱出國比賽的大場面,也無從影響他擊球的專注,他認為打擊者應該專注於與投手的對決,而不受外在環境影響,許多年輕的選手出國遇到日本隊投手總是未上場就開始恐懼,洪太山總是無畏的告訴他們:「日本人跟台灣人一樣也是東洋人,沒有身材上的優勢,有何好怕的,看到喜歡的球就出棒」。對於擊球與守備的要領,他認為「沒有其它方法,就是一直練,以我來說,擊球的感覺,必須在球棒打到球的那瞬間,才將身體的力量運用在球棒上,再利用手腕的轉動,球才能準確的擊中」

  少數僅存的數據資料中,看到了擅長打擊的洪太山的優異表現,1946年第一屆省運棒球賽中,洪太山以30打數擊出15支安打0.500的打擊率,得到打擊獎。(註二十七)1951年8場比賽23個打數擊出10支安打,包括4支全壘打,打擊率0.434。第二屆亞洲盃打及第三名。(註二十八)1957年第一屆主席杯的比賽中,洪太山在三場比賽中12個打數擊出4安打,打擊率0.333。(註二十九)

  由於早期棒球比賽的特性,投手主宰球賽的場面時常出現,一場比賽往往五、六支安打便屬正常,全壘打更屬難能可貴,(註三十)因此,常常擊出安打甚至全壘打的洪太山自然成了球迷追逐的焦點,棒球作家鈴木明與高正源在《東昇的旭日 中華棒球發展史》一書中,更直言洪太山是我國史上最強的第四棒。(註三十一)

  在「貧打」的年代裡,優秀的打擊者所呈現出的吸引力遠勝於今,如同一九二零年代的Babe Ruth,當時代優秀的打者一年全壘打的產量不過一、二十支,Babe Ruth動輒五十幾支的全壘打,完全吸引了球迷的焦點。相同的,在我國打者貧打的戰後初期,洪太山的安打與全壘打接連出現,他因此成為棒球的英雄、觀眾的焦點,並進而博得台灣「貝比魯斯」的稱號。

七、結論-兼論日治時期棒球史的幾個課題

  活耀於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台灣棒壇的洪太山,出身棒球名校嘉農,但並不意味著洪太山有著學校光環的加持而能坐享其成,相反的在他榮耀而輝煌的棒球生涯中,往往以辛苦的練習作為基礎,這篇夾雜著洪太山口述文字的文章,足以見證後天的苦練以及與生俱來的天份,如何成就個人的榮耀。

  因此,我們得以在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棒球賽中,看到坐鎮本壘的洪太山,也才可能在戰後大大小小的比賽、國內國外的對抗中,看到鎮守中外野的洪太山,如何安打、全壘打接著打。他的表現在打擊者較為吃虧的年代中,無疑為比賽的精采程度提高不少,在那個正在復原中的戰後社會裡,精采的表現吸引著球迷,發揮了棒球賽催化社會熱情的功能。

  然而,這篇以洪太山棒球生涯為核心的論述,不僅為洪太山的棒球生涯做註解,更具有「由樹觀林」的意義,藉由洪太山得以窺見日治時期、戰後初期棒球史研究的幾個核心課題。

  首先,洪太山接觸棒球的過程與公學校棒球運動發展的,提供我們認識日治時期台灣人如何參與棒球運動的縮影。棒球運動器材所費不貲,所以多數台灣人接觸棒球皆由公學校開始。這個過程起源於一九二零年代。但在日治時期的棒球史書,如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或者提供最大量媒體報導的《台灣日日新報》中,我們很難得以清楚看到這個台灣人最容易也最普遍接觸棒球的過程,但是透過類似洪太山的例子,我們得以清楚看到台灣人日治時期棒球史上的位置,這也是建立以台灣人為論述中心的台灣棒球史的第一步。另外,家庭因素也是一個得以觀察台灣人與棒球關係的重要切入點,相信若不是洪太山的父親身為日本料理師傅,洪太山的棒球啟蒙,也必定得隨著入學公學校之後的機緣而定。這是否也意味特定的身分與職業,與接觸棒球間正面相關的意義,如果是的話,這些職業與身分又是什麼?這樣的身分與職業,與棒球的結合,究竟是棒球強化了特定身分與職業的階級形象,或者是特定職業與身份需要藉著看棒球、打棒球來彰顯自身的品味?均是關係運動社會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其次,從洪太山自嘉農畢業後,其所經歷的職業生涯,如專賣局、台電公司、營造公會、彰化銀行,待遇優渥與職業屬性令人稱羨,這是否也暗示著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做為一位優秀的棒球選手,也能因收入與職業身份等因素,從而產生社會流動的意義。而此關乎日治時期台灣人以及原住民的社會流動,放在殖民社會對於台灣人與原住民存有許多有形無形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的歧視中,相當具有觀察的意義。

  再者,放在「抗爭與認同」概念下,我們看到了一個相當複雜且亟待解釋的現象。嘉農的棒球成就,長久以來被放在所謂「三族共和」(本島人、內地人與原住民)的概念下理解,「三族共和」顯然是一種統治者的口號,用以彰顯台灣殖民統治的成功,我們也不否認這個概念內化到許多嘉農球員以及許多當時代棒球迷的心中,特別是當「三族共和」的口號與嘉農的優異表現相互表裡時,球迷與球員自然在認同帝國統治下的台灣(所謂帝國有效統治具有三種民族的台灣的概念下)的同時,也認同統治台灣的帝國,在此過程中合理化了日台統治的階序關係,滿足了同化政策下「一視同仁」的概念。「三族共和」從「抗爭與認同」的概念來看,是看不到藉著棒球達到抗爭與認同的可能性,「三族共和」的極限是當如果有一天即便嘉農奪得甲子園冠軍,仍有將「三族共和」詮釋為殖民統治如何成功的空間,由此看來「三族共和」是個完美的統治語言,也是一種典型「同化等於皇民化」的論述。

  然而,有趣的是,嘉中與嘉農的對抗賽中,洪太山認為嘉中代表日本人,而嘉農代表台灣人的認知,卻是強烈的充斥在許多觀賞嘉中與嘉農對抗的台灣棒球迷心中,這意味著這些球迷不認同日本?或僅認同台灣?答案恐怕都不是,筆者相信台灣人將嘉中與嘉農比賽轉化為日本與台灣對抗的移情作用,他們一心期待嘉農擊敗嘉中,甚至為此與場邊支持嘉中的日本人起衝突也不足惜。

  「三族共和」在認同上的邏輯與嘉中嘉農在日台關係上的抗爭意義,兩者並存,表面上矛盾但兩者卻在不同的認同位階上發展,換言之,「抗爭與認同」不是刻板的二分法,藉著棒球運動如何產生認同的結構與系譜,才能???以看見棒球運動中,台灣人對日本或日本統治極為複雜的情緒。洪太山的故事,只是解答這個問題的第一條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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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十六:可參見〈捕手投手兩名 並非入選人員 選委請辭表示反對〉,《聯合報》,1955年11月11日,5版。〈中華棒隊的選拔紛爭〉,《聯合報》,1959年12月9日,3版。
註二十七:曾文誠,〈洪太山口述台灣棒球史(三)〉。
註二十八:高正源,〈史上最強的棒球隊〉,《東昇的旭日 中華棒球發展史》,民生報出版,1984年,頁17。
註二十九:《棒球界》,2,1957年8月,頁31-33。
註三十:根據資料指出,戰後初期全壘打相當少見,以1945年到1958年的台中球場為例,一共才有兩個人在台中球場擊出過全壘打,一個是黃華山、一個是李榮河,早期擊出全壘打支不易由此可見。《聯合報》,1958年10月31日,3版。
註三十一:高正源,〈史上最強的棒球隊〉,《東昇的旭日 中華棒球發展史》,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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