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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專欄/開港講棒球/009-文學、電影、與棒球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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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作者:台灣阿成 2008年8月12日 (星期二)15:44
台灣棒球維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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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電影、與棒球夢



關於本文

  • 專欄作者:謝仕淵(talk)
  • 發文時間:2006/08/31
  • 本站責任編輯:台灣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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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者簡介
  • 棒球史文字工作者
  • 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專攻體育史、棒球史之研究
  • 謝佳芬合著之《臺灣棒球一百年》曾獲得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推薦書及2004年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人文類出版入圍
  • 2005年起開始參與中華棒協台灣棒球百年史》之編撰工作,該書於2006年7月問世。

  • 註:原文從未在他處發表,首度於本館問世。


  電影與文學中的棒球,往往在記實與虛構間,鋪陳了一個世代對棒球的想像。在美國,關於棒球文學與電影的發展已處在成熟的階段,在一九四零年代,述說著Lou Gehrig與不治之症搏鬥的電影「洋基之光」(Pride of the Yankees)早已成為經典,而筆鋒更見人性的《天生好手》(The Natural),則寫出了沈淪與奮鬥、黑暗與榮耀並存的棒球人生,因此在一九五○零年代便立下棒球文學的典範。

  透過文字與影像的紀錄,美國的棒球開啟對時代與美國精神的記憶。台灣也應走相同的路吧!

  早在日治時代的運動雜誌《運動與趣味》便曾將棒球比賽過程的報導賦予了情感的詮釋,而成為台灣棒球文學先河,但其內容多半以報導球賽為目的,隱現於揮汗下的棒球人生則未見深入刻畫。

  而在戰後,嚴格意義下的棒球文學其實是相對弱勢的文類,參與棒球書寫的作家也不多。

  首先在一九七○年代為國族榮耀所加持的時代中,棒球的書寫朝向單方面發展,奪冠之旅成為發展棒球文學的唯一可能,《無敵金龍》、《中華少棒奪魁記》為其中具代表性著作。僅有的例外,則是小野奪得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首獎的作品—〈封殺〉,他描寫著少棒選手在成人賭局擺佈下的倉皇,深入刻畫棒球文化延續至今最惡質與醜陋的臉譜。

  一九八○年代之後,棒球書寫集中在劉克襄翁嘉銘瘦菊子)、李赫楊照黃承富張啟疆曾文誠蔡鵑如等人的作品。此些作品反映了八○年代後,民族主義相對解消、棒球與球員迅速商品化的發展趨勢。一方面則承載著一九七○年代的個人記憶,如何在一九八、九○年代捕捉消逝的棒球歲月。

  如同作家抒情釋懷的文字,在個人生命史的鋪陳下,開始追索著由時間堆壘所構築出的歷史;於是棒球與記憶的交會,便成了書寫棒球的路數之一。「大家提著棒球具排坐在土牆遙望遠方,這張泛黃的照片仍懸掛我們心中。…。阿雄,這回你擊出了全壘打,我們也跑去東翻西撥,球不見了。回過頭,你也不見了。」,我無緣見到劉克襄〈棒球童年〉的原文刊載處,但透過焦桐的全文引介,這首帶著濃烈的鄉愁況味,渲染著一股永不追悔的氛圍的詩,仍是棒球愛好者共鳴的所在、認同的依歸。2001年11月,因為職棒賭博而許久未專注於棒球的劉克襄,難以阻擋世界盃熱潮的蔓延,再次以〈老球迷不死〉寫出一個「負心的人」如何因著世界盃的棒球熱而再次撩撥潛藏於內心的悸動,處處見真情的棒球書寫,因此再見棒球史與生命史互為糾葛的棒球文學典範。

  蔡鵑如的文字,則將陽剛的棒球賦予了女性特質,從而寫成《野球之戀》。在她的觀點中,執著、優雅且成績優異,至今能保有美國職棒連續出場場數第二名的Lou Gehrig,完全擺脫了傳統對運動員的刻板印象,在部份文化評論者眼中其評價是高於紅透半邊天的Babe Ruth貝比魯斯。

  此外,對棒球員的崇拜與熱情,自然也成了文字工作者刻畫的對象。麥田出版社所推出的「運動家」系列,以傳記的方式,記錄了八、九零年代台灣當紅球星的發展歷程,其中包括《東方超特急郭泰源》、《金臂人黃平洋》、《鬥魂林仲秋》等著作,堪為此類作品的代表。曾文誠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採訪棒壇宿耆,用心記錄了日治至戰後初期的棒球記事,由於這段歷史的資料相對空白,作者的用心可見一般。

  而將競賽過程視為運動美學的創作,則可見棒球文學書寫的另一種策略。因此,劉克襄筆下洪一中的牽制球「幾乎如巡戈飛彈般平貼著地面,電光火石地朝趕到二壘的葛雷諾飛去。」而原本在二壘的林克「像個從樹上摔下來的大猩猩,慌張地想要再爬回去時已來不及了。」,當然精彩的賽事,也需由球迷襯托,因此張啟疆的〈兄弟有約〉就說「那場面哪像慶祝,簡直就是革命,滿天火光,萬人瘋狂,整個球場被黃絲帶淹沒。隔著電視畫面,那股震動宛如無堅不摧的飆浪,破框而來」。所以焦桐認為棒球運動能夠轉化為文學,其特色是陽剛與尚武的精神。依此邏輯,焦桐又指出:「精彩的運動文學背後,必須要有精彩的運動賽事來支撐。」

  總之,不論是著重競賽過程的敘述文本,或是表現文化鄉愁的光陰日記,都在運動美學與追悔青春的邏輯下,不斷進行文字的再生產,譜寫屬於台灣的棒球文學。

  而電影呢?那種由奔馳的釘鞋所揚起的沙塵、所渲染開的棒球人生,應該只有透過影像才能產生巨大的力量。 如同那個與不治之症搏鬥的Lou Gehrig。

  電影的結局,Gehrig難敵病魔摧殘,英年早逝,他在退休前,面對滿場與他告別的球迷,他說:「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棒球電影便是能夠生動而感人的再現了一個永恆典範的棒球橋段。

  在台灣,棒球電影的緣起,或許應可在一九七○年代的脈絡中找尋,當年紅葉擊敗日本的世界冠軍隊後,曾經有廠商籌拍「紅葉師生情」、「紅葉滿山」、「紅葉棒球隊」等電影,但最後功敗垂成。此後,台灣棒球電影真的便「無影無聲」了,有的只是具有宣傳性質、記載一九七○年代「三冠王」時代的紀錄片「少年、棒球、冠軍」(1979)。

  1988年,由趙士強所主演的「紅葉小巨人」,應該算是台灣第一部且至目前為止似乎是唯一一部的棒球劇情片。

  1988年,距離紅葉傳奇已有二十年之遙,而故事焦點仍舊圍繞在擊敗日本人的戲碼上。

  而,下一部重要的棒球電影,則是紀錄片,但卻還是紅葉的故事,所不同者,在於終於有人拍出了棒球員榮耀與哀愁的人生了!

  1999年蕭菊貞執導的「紅葉傳奇」拿下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七十分鐘的故事,交錯著橫跨了三十年、不同時空的影像,只是泛黃影片與容顏滄桑的受訪者仍說著同一段的故事,但歲月真的留下痕跡了,雀躍的神情、跳躍的身軀如今已再無追尋的可能,當年紅葉小孩泰半已在青壯年過世。開啟國族神話的平民英雄,便是如此平淡而遭人遺忘的過著日子。紅葉擊敗日本人到「紅葉傳奇」的問世整整過了三十年,幸好有蕭菊貞為台灣棒球電影創造了難能可貴的成績。

  棒球的記憶超越了族群的藩籬,每個台灣人或多或少都有屬於自己的棒球故事,垂手可得的棒球故事,是台灣人共同的記憶,也是凝聚島民共同體的重要憑藉,因此,台灣棒球文學與電影的持續創作,當能在不久的將來,藉著文字的堆砌、鮮活的影像建構每個台灣人的棒球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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