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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專欄/開港講棒球/014 1-一生的志業:蕭長滾的棒球人生(一):修訂版本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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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作者:台灣阿成 2008年8月12日 (星期二)15:43 ;歷來作者:Y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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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保護 棒球專欄/開港講棒球/014 1-一生的志業:蕭長滾的棒球人生(一): 專欄文章 [edit=sysop:move=sy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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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前言</b>
 
<b>一、前言</b>
  
  出生於高雄市棒球重鎮三塊厝的蕭長滾,超過一甲子的棒球生涯,親身經歷了高雄乃至台灣甚至國際棒壇的重要盛事,在日治時期他曾代表台灣到日本參加都市對抗賽,戰後初期則成為高雄最具代表性的教練、一九七零年代則是世界冠立德隊、榮工隊的教練,職棒成立後,統一獅職棒隊禮聘他為顧問,蕭長滾的棒球經驗,使他成為見證百年台灣棒球發展史中,少數橫跨四個階段(註一)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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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於高雄市棒球重鎮三塊厝的[[蕭長滾]],超過一甲子的棒球生涯,親身經歷了高雄乃至台灣甚至國際棒壇的重要盛事,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棒球(1945年以前)|日治時期]]他曾代表台灣到日本參加[[都市對抗賽]],[[戰後時期的台灣棒球(1945年~1960年代)|戰後初期]]則成為高雄最具代表性的教練、一九七零年代則是世界冠[[立德隊]]、[[榮工隊]]的教練,[[中華職業棒球聯盟|職棒]]成立後,[[統一獅]]職棒隊禮聘他為顧問,蕭長滾的棒球經驗,使他成為見證百年台灣棒球發展史中,少數橫跨四個階段(註一)的代表性人物。
  
  迄今依舊關心棒球的他,目前(2006年)居住在高雄市,鄰近那個七十多年前蕭長滾初次接近棒球的三民國小(日治時期的高雄第三公學校)以及高雄市立立德棒球場附近。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依舊時常注意國內外的棒球新聞,國內職棒以及日本職棒、美國大聯盟等比賽,都是他生活的重心,離開了棒球場,他仍是一輩子的棒球人,並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包容理解的心情取代批判,比較台灣、日本以及美國等地的棒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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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依舊關心棒球的他,目前(2006年)居住在[[高雄市]],鄰近那個七十多年前蕭長滾初次接近棒球的[[三民國小]](日治時期的[[高雄第三公學校]])以及[[高雄市立立德棒球場]]附近。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依舊時常注意國內外的棒球新聞,國內職棒以及[[日本職棒]]、[[美國大聯盟]]等比賽,都是他生活的重心,離開了[[棒球場]],他仍是一輩子的棒球人,並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包容理解的心情取代批判,比較台灣、日本以及美國等地的棒球發展。
  
 
  不僅如此,他的生活中,一如他數十年的教練生涯,充滿著對於棒球技術與戰術的悉心研究,所不同的是,昔日球場上的他,是現場的作戰指揮者,而現在的蕭長滾,則將一輩子的所學,融會貫通,利用每日醒後到中午前的短暫時光,利用臥室中的一張小書桌,在資料堆中親筆整理,參看外文書時遇到不熟悉的字,則耐心的查字典理解書中的內容,文字不能道盡的則用畫圖表示,一筆一畫全然出自手工。
 
  不僅如此,他的生活中,一如他數十年的教練生涯,充滿著對於棒球技術與戰術的悉心研究,所不同的是,昔日球場上的他,是現場的作戰指揮者,而現在的蕭長滾,則將一輩子的所學,融會貫通,利用每日醒後到中午前的短暫時光,利用臥室中的一張小書桌,在資料堆中親筆整理,參看外文書時遇到不熟悉的字,則耐心的查字典理解書中的內容,文字不能道盡的則用畫圖表示,一筆一畫全然出自手工。
  
  執著的棒球人以不同的身分,以外人無從想像的毅力投入對棒球的熱情,於是我們必須記著他說的每一句關於棒球的記憶,正如同幾十年來,曾經聆聽他的建議、經歷他的操練,而大放異彩的棒球選手們,陳潤波、官大全、黃平洋、呂文生、宋榮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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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的棒球人以不同的身分,以外人無從想像的毅力投入對棒球的熱情,於是我們必須記著他說的每一句關於棒球的記憶,正如同幾十年來,曾經聆聽他的建議、經歷他的操練,而大放異彩的棒球選手們,[[陳潤波]]、[[官大全]]、[[黃平洋]]、[[呂文生]]、[[宋榮泰]]……
  
 
<b>二、從旁觀者到接觸棒球</b>
 
<b>二、從旁觀者到接觸棒球</b>
  
  1919年6月28日,蕭長滾出生於高雄三塊厝,當時正值打狗改名為高雄的前夕,這個台灣南方大城崛起,乃是由高雄港興築並與鐵路網絡的串連,開啟了發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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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6月28日,蕭長滾出生於高雄三塊厝,當時正值打狗改名為高雄的前夕,這個台灣南方大城崛起,乃是由高雄港興築並與鐵路網絡的串連,開啟了發展的序幕。
  
 
  此時的高雄工商逐漸發達,移民大量湧進高雄,參與相關興築中的工程,因此高雄有別於台灣農村社會,務農的家庭較少,生活作息中閒暇時間已然出現,因此,從蕭長滾有印象以來,三公以及附近的社區,棒球活動已在進行。
 
  此時的高雄工商逐漸發達,移民大量湧進高雄,參與相關興築中的工程,因此高雄有別於台灣農村社會,務農的家庭較少,生活作息中閒暇時間已然出現,因此,從蕭長滾有印象以來,三公以及附近的社區,棒球活動已在進行。
  
  事實上,少年棒球的興起,約當在一九二○年代左右,其中,1920(大正9)年「大日本少年野球協會」的成立是個重要的指標。隨後,1921年(大正10)年台灣新聞社創立二十週年時,便舉行過「台北少年野球大會」,此後,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紛紛舉行少棒比賽;高雄第一回的少年棒球賽,也在1923(大正12)舉行,而當年的冠軍便是蕭長滾的母校三公。(註二)換言之,當1927(昭和2)年蕭長滾進入高雄第三公學校(以下簡稱三公)就讀時,三公已是曾經奪得高雄冠軍的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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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少年棒球的興起,約當在一九二○年代左右,其中,1920(大正9)年「[[大日本少年野球協會]]」的成立是個重要的指標。隨後,1921年(大正10)年台灣新聞社創立二十週年時,便舉行過「[[台北少年野球大會]]」,此後,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紛紛舉行少棒比賽;高雄第一回的少年棒球賽,也在1923(大正12)舉行,而當年的冠軍便是蕭長滾的母校三公。(註二)換言之,當1927(昭和2)年蕭長滾進入高雄第三公學校(以下簡稱三公)就讀時,三公已是曾經奪得高雄冠軍的強隊。
  
  三公的棒球風氣深深的吸引著蕭長滾,最初,他仍是一個場邊的觀眾,公學校四年級時,蕭長滾常在下課後去看學校棒球隊練球,久而久之,老師見他對棒球有興趣,因此把蕭長滾也叫進棒球隊練習。球隊練習的時間都是利用下課時間,目標是為了得到高雄市內春、秋兩季棒球賽冠軍,同時進軍全島的少年野球大會。但在蕭長滾就學期間,高雄市的少棒冠軍,幾乎是高雄第一公學校與高雄第一小學校的天下。(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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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的棒球風氣深深的吸引著蕭長滾,最初,他仍是一個場邊的觀眾,公學校四年級時,蕭長滾常在下課後去看學校棒球隊練球,久而久之,老師見他對棒球有興趣,因此把蕭長滾也叫進棒球隊練習。球隊練習的時間都是利用下課時間,目標是為了得到高雄市內春、秋兩季棒球賽冠軍,同時進軍全島的少年野球大會。但在蕭長滾就學期間,高雄市的少棒冠軍,幾乎是[[高雄第一公學校]]與[[高雄第一小學校]]的天下。(註三)
  
 
  日本時代的高雄,日本人打棒球的風氣比台灣人興盛,蕭長滾認為與經濟條件有關,另外則與興趣有關,台灣人隊打棒球的興趣不比日本人,但以蕭長滾的經驗而言,由於家人認為棒球是正當娛樂,因此只是關心並未反對蕭長滾從事棒球運動。
 
  日本時代的高雄,日本人打棒球的風氣比台灣人興盛,蕭長滾認為與經濟條件有關,另外則與興趣有關,台灣人隊打棒球的興趣不比日本人,但以蕭長滾的經驗而言,由於家人認為棒球是正當娛樂,因此只是關心並未反對蕭長滾從事棒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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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校畢業後的蕭長滾,藉著參加以三公畢業生為主體的旭青年團延續棒球生涯。日治時期的台灣青年團的發展,約當在1926年之後較為成熟且較為系統化,1930年頒布的〈台灣青年團訓令〉中,鼓勵組織年輕人「互相和睦勉勵,以修養德性,鍛鍊身體,…,熟習日益進步的社會生活,及養成忠良有為國民之素養」,據估計1939年時,台灣共計有958團青年團,團員人數計有36320人。其中為達「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改善國民體質」的目的,因此亦將棒球、遠足、廣播體操、運動會等體育活動列為青年團的活動。(註四)
 
  公學校畢業後的蕭長滾,藉著參加以三公畢業生為主體的旭青年團延續棒球生涯。日治時期的台灣青年團的發展,約當在1926年之後較為成熟且較為系統化,1930年頒布的〈台灣青年團訓令〉中,鼓勵組織年輕人「互相和睦勉勵,以修養德性,鍛鍊身體,…,熟習日益進步的社會生活,及養成忠良有為國民之素養」,據估計1939年時,台灣共計有958團青年團,團員人數計有36320人。其中為達「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改善國民體質」的目的,因此亦將棒球、遠足、廣播體操、運動會等體育活動列為青年團的活動。(註四)
 
   
 
   
  在此情形下,三公畢業生通常透過青年團繼續延續對棒球運動的熱情,而旭青年團所參加的比賽,大多是每年春秋兩季的高雄市軟式野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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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情形下,三公畢業生通常透過青年團繼續延續對棒球運動的熱情,而旭青年團所參加的比賽,大多是每年春秋兩季的[[高雄市軟式野球賽]]。
  
  蕭長滾在三公畢業兩三年後,進入高雄鐵工所工作,並加入鐵工所棒球隊,成為隊中「唯二」的台灣人,其他都是日本人。但高雄鐵工所並未參加高雄市例行的春、秋季棒球賽,鐵工所看重的比賽是一年一度高雄五大會社的五社棒球賽,包括高雄鐵工所、淺野水泥、南日本化學、台灣鋁業、旭電化等公司(這五個會社的員工起碼都有三、四千人以上。),五個會社的球隊實力都不錯,但屬於業餘性質,比賽的場地都在東球庭或者高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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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長滾在三公畢業兩三年後,進入高雄鐵工所工作,並加入[[鐵工所棒球隊]],成為隊中「唯二」的台灣人,其他都是日本人。但高雄鐵工所並未參加高雄市例行的春、秋季棒球賽,鐵工所看重的比賽是一年一度高雄五大會社的[[五社棒球賽]],包括高雄鐵工所、淺野水泥、南日本化學、台灣鋁業、旭電化等公司(這五個會社的員工起碼都有三、四千人以上。),五個會社的球隊實力都不錯,但屬於業餘性質,比賽的場地都在東球庭或者高雄中學。
  
  之後,蕭長滾被挖角到高雄日東商船會社打球,在那裡待了四、五年的時間。日東商船會社社長出身棒球名校立教大學棒球隊,所以對棒球隊有興趣,因此組織棒球隊。他比較沒有日台的差別,球隊中台灣人就有好幾個,例如許漢水、莊銘燦以及我,同時也利用棒球隊作為交際的手段,例如日東商船會社與大日本製糖會社有業務往來,因此,商船會社棒球隊便曾造訪大日本製糖的糖廠,例如虎尾、南靖糖廠去比賽,賽後通常糖廠與會社負責人都會出面請吃飯,於是達到了交際應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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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蕭長滾被挖角到高雄日東商船會社打球,在那裡待了四、五年的時間。日東商船會社社長出身棒球名校[[立教大學棒球隊]],所以對棒球隊有興趣,因此組織棒球隊。他比較沒有日台的差別,球隊中台灣人就有好幾個,例如[[許漢水]]、[[莊銘燦]]以及我,同時也利用棒球隊作為交際的手段,例如日東商船會社與大日本製糖會社有業務往來,因此,[[商船會社棒球隊]]便曾造訪大日本製糖的糖廠,例如虎尾、南靖糖廠去比賽,賽後通常糖廠與會社負責人都會出面請吃飯,於是達到了交際應酬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技術與經濟條件的差異,日治時期從事棒球運動者,大多以軟式棒球為主,打硬式棒球的人大多是在會社、銀行上班,所需的球具、球衣等,都是會社提供的,但打軟式棒球時,所需的球衣、手套都要自己張羅。通常,打軟式棒球的人都會覺得打硬式棒球高一級,因為硬式棒球需要的技術、支援較多。但站在普及棒球運動的角度來看,軟式棒球隨便都可以打,技術也不用太講究,硬式棒球則不同,所以軟式棒球對於棒球普及而言,有很大的幫助。而蕭長滾由於球技優異的緣故兩者兼具,軟、硬式棒球都能難不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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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技術與經濟條件的差異,日治時期從事棒球運動者,大多以[[軟式棒球]]為主,打[[硬式棒球]]的人大多是在會社、銀行上班,所需的球具、球衣等,都是會社提供的,但打軟式棒球時,所需的球衣、手套都要自己張羅。通常,打軟式棒球的人都會覺得打硬式棒球高一級,因為硬式棒球需要的技術、支援較多。但站在普及棒球運動的角度來看,軟式棒球隨便都可以打,技術也不用太講究,硬式棒球則不同,所以軟式棒球對於棒球普及而言,有很大的幫助。而蕭長滾由於球技優異的緣故兩者兼具,軟、硬式棒球都能難不倒他。
  
 
<b>四、都市對抗賽:全島第一</b>
 
<b>四、都市對抗賽:全島第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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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發展,軟式棒球具有普及棒球運動的意義,從事的人口也最多,蕭長滾的旭青年團只是眾多軟式球隊之一。相對於此,講求技術與設備的硬式棒球,雖然從事人口少,但卻是球迷注目的焦點。而在這些不同的硬式棒球賽中,1930(昭和5)年日本全國都市對抗賽在台灣舉行選拔賽以降,都市對抗賽便是台灣棒球精英最被看重的比賽。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發展,軟式棒球具有普及棒球運動的意義,從事的人口也最多,蕭長滾的旭青年團只是眾多軟式球隊之一。相對於此,講求技術與設備的硬式棒球,雖然從事人口少,但卻是球迷注目的焦點。而在這些不同的硬式棒球賽中,1930(昭和5)年日本全國都市對抗賽在台灣舉行選拔賽以降,都市對抗賽便是台灣棒球精英最被看重的比賽。
  
  最初幾年,都市對抗賽多由交通團取勝,贏得台灣的代表權,高雄在1931(昭和6)年起參加,但並未取得好成績。(註五)而在1930年代中期開始,台南團在強投兒玉以及嘉農名將今久留主淳、蘇正生與李詩計等人的助陣下,改變了交通團連霸的優勢,從1935年起取得四連霸的成績。(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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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幾年,都市對抗賽多由[[交通團]]取勝,贏得台灣的代表權,高雄在1931(昭和6)年起參加,但並未取得好成績。(註五)而在1930年代中期開始,[[台南團]]在強投兒玉以及[[嘉農]]名將[[今久留主淳]]、[[蘇正生]]與[[李詩計]]等人的助陣下,改變了交通團連霸的優勢,從1935年起取得四連霸的成績。(註六)
  
  1940(昭和15)年,全高雄團中名將如林,擁有台灣人李世雄、蕭長滾等好手,並有出身東京六大學的清原初男(立教大學)與櫻井寅二(中京商-慶應大學),等人的助陣,因此在同年7月7日,當殖民統治當局正在為盧溝橋事件三週年而舉行慶祝活動時,高雄隊終於以18比5的比數,在都市對抗賽選拔賽中擊敗宿敵台南。一行人並於(註七)7月24日搭著高千穗丸前往日本參賽。(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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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昭和15)年,[[全高雄團]]中名將如林,擁有台灣人[[李世雄]]、蕭長滾等好手,並有出身東京六大學的[[清原初男]](立教大學)與[[櫻井寅二]](中京商-慶應大學),等人的助陣,因此在同年7月7日,當殖民統治當局正在為盧溝橋事件三週年而舉行慶祝活動時,高雄隊終於以18比5的比數,在都市對抗賽選拔賽中擊敗宿敵台南。一行人並於(註七)7月24日搭著高千穗丸前往日本參賽。(註八)
  
 
  當年蕭長滾21歲,時間過了六十幾年,但他依舊清楚記得當年的事。
 
  當年蕭長滾21歲,時間過了六十幾年,但他依舊清楚記得當年的事。
  
  ''我21歲的時候,和李世雄先生去日本參加都市對抗,比賽是在後樂園球場舉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那時是昭和15年7月,印象很深。當時,我擔任後捕,並不出名。那時我們從基隆搭船到神戶以後,先搭火車去大阪和當地的球隊進行一場友誼賽,然後去東京參加比賽。去日本一個多月,但只打了一場比賽。因為那時是採單淘汰賽制,首戰是遇到韓國的漢城(京城)隊。照都市對抗賽的分級,我們臺灣的高雄代表隊只是B級,而韓國的漢城隊是A級,所以比賽時他們的呼聲很高,果然,那年最後也是由他們拿到冠軍。所以說我們的運氣也不佳,第一場就遇到冠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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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21歲的時候,和李世雄先生去日本參加都市對抗,比賽是在後樂園球場舉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那時是昭和15年7月,印象很深。當時,我擔任後捕,並不出名。那時我們從基隆搭船到神戶以後,先搭火車去大阪和當地的球隊進行一場友誼賽,然後去東京參加比賽。去日本一個多月,但只打了一場比賽。因為那時是採[[單淘汰賽制]],首戰是遇到韓國的漢城(京城)隊。照都市對抗賽的分級,我們臺灣的高雄代表隊只是B級,而韓國的漢城隊是A級,所以比賽時他們的呼聲很高,果然,那年最後也是由他們拿到冠軍。所以說我們的運氣也不佳,第一場就遇到冠軍隊。''
  
  都年的都市對抗賽中,蕭長滾並非先發選手也不是最為耀眼的選手,但因腳程相當快,曾經是青年團的100和200公尺的紀錄保持人,而且臂力很好,投球可以投到110公尺遠。因此,當時日本的職業球隊南海鐵道還曾要挖角蕭長滾進入日本職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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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年的都市對抗賽中,蕭長滾並非先發選手也不是最為耀眼的選手,但因腳程相當快,曾經是青年團的100和200公尺的紀錄保持人,而且臂力很好,投球可以投到110公尺遠。因此,當時日本的職業球隊[[南海鐵道]]還曾要挖角蕭長滾進入日本職棒。
  
  所以蕭長滾詢問了隊中兩位出身日本六大學的選手清原與櫻井,他們要蕭長滾考???自己是不是能適應那樣的生活。蕭長滾一面想著自己打球只是因為興趣,若打職業的話,身體不舒服或不想打的時候就沒辦法隨自己的意思,那時的日本職棒也才剛起步,是不是有未來也不能確定,於是蕭長滾考慮之後就打消了赴日發展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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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蕭長滾詢問了隊中兩位出身日本六大學的選手清原與櫻井,他們要蕭長滾考慮自己是不是能適應那樣的生活。蕭長滾一面想著自己打球只是因為興趣,若打職業的話,身體不舒服或不想打的時候就沒辦法隨自己的意思,那時的日本職棒也才剛起步,是不是有未來也不能確定,於是蕭長滾考慮之後就打消了赴日發展的念頭。
  
  放棄了赴日發展,蕭長滾在日東商船會社打了幾年後,又回到高雄鐵工所工作,並且一方面打棒球,但因為戰爭的關係,棒球運動日漸受到影響,例如1943(昭和18)年,為了將棒球運動「日本化」,棒球比賽中的術語一律由外來語改成日語,以落實「抹除」野球中的美國味,在此原則下,strike(好球)被改成「正球」、ball(壞球)被稱為「惡球」,而safe(安全上壘)則被稱為「よし」、out(出局)被稱為「ため」,其他的術語也一律改為日語,該項調整並於1943年4月起日本野球聯盟所舉行的比賽中開始實施。(註九)不僅如此,棒球賽的舉行所費不貲,與戰時節約、物資動員的社會需求不相符合,因此基於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考量,有規模的棒球賽紛紛停止,因此1943(昭和18)年第十一回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便被稱為「台灣最後的公式戰」。(註十)戰爭所造成的壓力對於棒球運動的衝擊更是來得直接,例如屏東的棒球場便在1943年10月,以糧食增產為名改為甘藷田。(註十一)此外,從1944年起開始的美軍轟炸,也改變了日常生活的作息、工商社會的節奏,高雄是重要的工業基地與交通要點,自然也是轟炸的對象,人人因此忙著疏開,棒球活動因此也不能再維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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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了赴日發展,蕭長滾在日東商船會社打了幾年後,又回到高雄鐵工所工作,並且一方面打棒球,但因為戰爭的關係,棒球運動日漸受到影響,例如1943(昭和18)年,為了將棒球運動「日本化」,棒球比賽中的[[術語]]一律由外來語改成日語,以落實「抹除」野球中的美國味,在此原則下,strike([[好球]])被改成「正球」、ball([[壞球]])被稱為「惡球」,而safe([[安全上壘]])則被稱為「よし」、out([[出局]])被稱為「ため」,其他的術語也一律改為日語,該項調整並於1943年4月起[[日本野球聯盟]]所舉行的比賽中開始實施。(註九)不僅如此,棒球賽的舉行所費不貲,與戰時節約、物資動員的社會需求不相符合,因此基於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考量,有規模的棒球賽紛紛停止,因此1943(昭和18)年[[第十一回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便被稱為「台灣最後的公式戰」。(註十)戰爭所造成的壓力對於棒球運動的衝擊更是來得直接,例如屏東的棒球場便在1943年10月,以糧食增產為名改為甘藷田。(註十一)此外,從1944年起開始的美軍轟炸,也改變了日常生活的作息、工商社會的節奏,高雄是重要的工業基地與交通要點,自然也是轟炸的對象,人人因此忙著疏開,棒球活動因此也不能再維持下去了。
  
  
 
[[棒球專欄/開港講棒球/014 2-一生的志業:蕭長滾的棒球人生(二)| 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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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註一:</b>台灣棒球史的歷史分期,可分為四個主要的階段,其一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906-1945)、第二是戰後初期(1945-1958)、第三是七零年代的三級棒球(1958-1982),第四是八零年代以降的成棒與職棒。該分期請參照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果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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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註一:</b>[[台灣棒球史]]的歷史分期,可分為四個主要的階段,其一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906-1945)、第二是戰後初期(1945-1958)、第三是[[三級棒運時期的台灣棒球(1960年代~1980年代)|七零年代的三級棒球]](1958-1982),第四是八零年代以降的[[成棒時期的台灣棒球(1980年代~1990年代)|成棒]]與[[職棒時期的台灣棒球(1990年代~現在)|職棒]]。該分期請參照[[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果實出版社,[[2002年]]。
  
<b>註二:</b>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26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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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註二:</b>[[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269、274。
  
 
<b>註三:</b>1929年與1930年高雄第一公學校取得高雄市冠軍,進軍全島少年野球大會,甚至在1929年取得全島冠軍,而到了1931年則由高雄第一小學校稱霸。謝仕淵,〈1929年高雄第一公學校與第一回全島少年野球大會〉,《高市文獻》17:3,2004.9,頁110-120。《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6日,三版。
 
<b>註三:</b>1929年與1930年高雄第一公學校取得高雄市冠軍,進軍全島少年野球大會,甚至在1929年取得全島冠軍,而到了1931年則由高雄第一小學校稱霸。謝仕淵,〈1929年高雄第一公學校與第一回全島少年野球大會〉,《高市文獻》17:3,2004.9,頁110-120。《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6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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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註九:</b>《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3日,2版。
 
<b>註九:</b>《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3日,2版。
  
<b>註十:</b>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4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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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註十:</b>[[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40-541。
  
 
<b>註十一:</b>《台灣日日新報》,1944年3月22日,4版。
 
<b>註十一:</b>《台灣日日新報》,1944年3月22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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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2日 (二) 15:43的最新修訂版本

一生的志業:蕭長滾的棒球人生(一)



關於本文

  • 專欄作者:謝仕淵(talk)
  • 發文時間:2008/01/12
  • 本站責任編輯:Y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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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備註:專欄作者之外的本站參與者,除提供排版協助之外,不應更動原文用語,以示尊重原始作者。協助者請於「本站責任編輯」欄留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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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者簡介
  • 棒球史文字工作者
  • 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專攻體育史、棒球史之研究
  • 謝佳芬合著之《臺灣棒球一百年》曾獲得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推薦書及2004年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人文類出版入圍
  • 2005年起開始參與中華棒協台灣棒球百年史》之編撰工作,該書於2006年7月問世。


一、前言

  出生於高雄市棒球重鎮三塊厝的蕭長滾,超過一甲子的棒球生涯,親身經歷了高雄乃至台灣甚至國際棒壇的重要盛事,在日治時期他曾代表台灣到日本參加都市對抗賽戰後初期則成為高雄最具代表性的教練、一九七零年代則是世界冠立德隊榮工隊的教練,職棒成立後,統一獅職棒隊禮聘他為顧問,蕭長滾的棒球經驗,使他成為見證百年台灣棒球發展史中,少數橫跨四個階段(註一)的代表性人物。

  迄今依舊關心棒球的他,目前(2006年)居住在高雄市,鄰近那個七十多年前蕭長滾初次接近棒球的三民國小(日治時期的高雄第三公學校)以及高雄市立立德棒球場附近。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依舊時常注意國內外的棒球新聞,國內職棒以及日本職棒美國大聯盟等比賽,都是他生活的重心,離開了棒球場,他仍是一輩子的棒球人,並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包容理解的心情取代批判,比較台灣、日本以及美國等地的棒球發展。

  不僅如此,他的生活中,一如他數十年的教練生涯,充滿著對於棒球技術與戰術的悉心研究,所不同的是,昔日球場上的他,是現場的作戰指揮者,而現在的蕭長滾,則將一輩子的所學,融會貫通,利用每日醒後到中午前的短暫時光,利用臥室中的一張小書桌,在資料堆中親筆整理,參看外文書時遇到不熟悉的字,則耐心的查字典理解書中的內容,文字不能道盡的則用畫圖表示,一筆一畫全然出自手工。

  執著的棒球人以不同的身分,以外人無從想像的毅力投入對棒球的熱情,於是我們必須記著他說的每一句關於棒球的記憶,正如同幾十年來,曾經聆聽他的建議、經歷他的操練,而大放異彩的棒球選手們,陳潤波官大全黃平洋呂文生宋榮泰……

二、從旁觀者到接觸棒球

  1919年6月28日,蕭長滾出生於高雄三塊厝,當時正值打狗改名為高雄的前夕,這個台灣南方大城崛起,乃是由高雄港興築並與鐵路網絡的串連,開啟了發展的序幕。

  此時的高雄工商逐漸發達,移民大量湧進高雄,參與相關興築中的工程,因此高雄有別於台灣農村社會,務農的家庭較少,生活作息中閒暇時間已然出現,因此,從蕭長滾有印象以來,三公以及附近的社區,棒球活動已在進行。

  事實上,少年棒球的興起,約當在一九二○年代左右,其中,1920(大正9)年「大日本少年野球協會」的成立是個重要的指標。隨後,1921年(大正10)年台灣新聞社創立二十週年時,便舉行過「台北少年野球大會」,此後,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紛紛舉行少棒比賽;高雄第一回的少年棒球賽,也在1923(大正12)舉行,而當年的冠軍便是蕭長滾的母校三公。(註二)換言之,當1927(昭和2)年蕭長滾進入高雄第三公學校(以下簡稱三公)就讀時,三公已是曾經奪得高雄冠軍的強隊。

  三公的棒球風氣深深的吸引著蕭長滾,最初,他仍是一個場邊的觀眾,公學校四年級時,蕭長滾常在下課後去看學校棒球隊練球,久而久之,老師見他對棒球有興趣,因此把蕭長滾也叫進棒球隊練習。球隊練習的時間都是利用下課時間,目標是為了得到高雄市內春、秋兩季棒球賽冠軍,同時進軍全島的少年野球大會。但在蕭長滾就學期間,高雄市的少棒冠軍,幾乎是高雄第一公學校高雄第一小學校的天下。(註三)

  日本時代的高雄,日本人打棒球的風氣比台灣人興盛,蕭長滾認為與經濟條件有關,另外則與興趣有關,台灣人隊打棒球的興趣不比日本人,但以蕭長滾的經驗而言,由於家人認為棒球是正當娛樂,因此只是關心並未反對蕭長滾從事棒球運動。

三、搶手的球員

  公學校畢業後的蕭長滾,藉著參加以三公畢業生為主體的旭青年團延續棒球生涯。日治時期的台灣青年團的發展,約當在1926年之後較為成熟且較為系統化,1930年頒布的〈台灣青年團訓令〉中,鼓勵組織年輕人「互相和睦勉勵,以修養德性,鍛鍊身體,…,熟習日益進步的社會生活,及養成忠良有為國民之素養」,據估計1939年時,台灣共計有958團青年團,團員人數計有36320人。其中為達「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改善國民體質」的目的,因此亦將棒球、遠足、廣播體操、運動會等體育活動列為青年團的活動。(註四)

  在此情形下,三公畢業生通常透過青年團繼續延續對棒球運動的熱情,而旭青年團所參加的比賽,大多是每年春秋兩季的高雄市軟式野球賽

  蕭長滾在三公畢業兩三年後,進入高雄鐵工所工作,並加入鐵工所棒球隊,成為隊中「唯二」的台灣人,其他都是日本人。但高雄鐵工所並未參加高雄市例行的春、秋季棒球賽,鐵工所看重的比賽是一年一度高雄五大會社的五社棒球賽,包括高雄鐵工所、淺野水泥、南日本化學、台灣鋁業、旭電化等公司(這五個會社的員工起碼都有三、四千人以上。),五個會社的球隊實力都不錯,但屬於業餘性質,比賽的場地都在東球庭或者高雄中學。

  之後,蕭長滾被挖角到高雄日東商船會社打球,在那裡待了四、五年的時間。日東商船會社社長出身棒球名校立教大學棒球隊,所以對棒球隊有興趣,因此組織棒球隊。他比較沒有日台的差別,球隊中台灣人就有好幾個,例如許漢水莊銘燦以及我,同時也利用棒球隊作為交際的手段,例如日東商船會社與大日本製糖會社有業務往來,因此,商船會社棒球隊便曾造訪大日本製糖的糖廠,例如虎尾、南靖糖廠去比賽,賽後通常糖廠與會社負責人都會出面請吃飯,於是達到了交際應酬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技術與經濟條件的差異,日治時期從事棒球運動者,大多以軟式棒球為主,打硬式棒球的人大多是在會社、銀行上班,所需的球具、球衣等,都是會社提供的,但打軟式棒球時,所需的球衣、手套都要自己張羅。通常,打軟式棒球的人都會覺得打硬式棒球高一級,因為硬式棒球需要的技術、支援較多。但站在普及棒球運動的角度來看,軟式棒球隨便都可以打,技術也不用太講究,硬式棒球則不同,所以軟式棒球對於棒球普及而言,有很大的幫助。而蕭長滾由於球技優異的緣故兩者兼具,軟、硬式棒球都能難不倒他。

四、都市對抗賽:全島第一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發展,軟式棒球具有普及棒球運動的意義,從事的人口也最多,蕭長滾的旭青年團只是眾多軟式球隊之一。相對於此,講求技術與設備的硬式棒球,雖然從事人口少,但卻是球迷注目的焦點。而在這些不同的硬式棒球賽中,1930(昭和5)年日本全國都市對抗賽在台灣舉行選拔賽以降,都市對抗賽便是台灣棒球精英最被看重的比賽。

  最初幾年,都市對抗賽多由交通團取勝,贏得台灣的代表權,高雄在1931(昭和6)年起參加,但並未取得好成績。(註五)而在1930年代中期開始,台南團在強投兒玉以及嘉農名將今久留主淳蘇正生李詩計等人的助陣下,改變了交通團連霸的優勢,從1935年起取得四連霸的成績。(註六)

  1940(昭和15)年,全高雄團中名將如林,擁有台灣人李世雄、蕭長滾等好手,並有出身東京六大學的清原初男(立教大學)與櫻井寅二(中京商-慶應大學),等人的助陣,因此在同年7月7日,當殖民統治當局正在為盧溝橋事件三週年而舉行慶祝活動時,高雄隊終於以18比5的比數,在都市對抗賽選拔賽中擊敗宿敵台南。一行人並於(註七)7月24日搭著高千穗丸前往日本參賽。(註八)

  當年蕭長滾21歲,時間過了六十幾年,但他依舊清楚記得當年的事。

  我21歲的時候,和李世雄先生去日本參加都市對抗,比賽是在後樂園球場舉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那時是昭和15年7月,印象很深。當時,我擔任後捕,並不出名。那時我們從基隆搭船到神戶以後,先搭火車去大阪和當地的球隊進行一場友誼賽,然後去東京參加比賽。去日本一個多月,但只打了一場比賽。因為那時是採單淘汰賽制,首戰是遇到韓國的漢城(京城)隊。照都市對抗賽的分級,我們臺灣的高雄代表隊只是B級,而韓國的漢城隊是A級,所以比賽時他們的呼聲很高,果然,那年最後也是由他們拿到冠軍。所以說我們的運氣也不佳,第一場就遇到冠軍隊。

  都年的都市對抗賽中,蕭長滾並非先發選手也不是最為耀眼的選手,但因腳程相當快,曾經是青年團的100和200公尺的紀錄保持人,而且臂力很好,投球可以投到110公尺遠。因此,當時日本的職業球隊南海鐵道還曾要挖角蕭長滾進入日本職棒。

  所以蕭長滾詢問了隊中兩位出身日本六大學的選手清原與櫻井,他們要蕭長滾考慮自己是不是能適應那樣的生活。蕭長滾一面想著自己打球只是因為興趣,若打職業的話,身體不舒服或不想打的時候就沒辦法隨自己的意思,那時的日本職棒也才剛起步,是不是有未來也不能確定,於是蕭長滾考慮之後就打消了赴日發展的念頭。

  放棄了赴日發展,蕭長滾在日東商船會社打了幾年後,又回到高雄鐵工所工作,並且一方面打棒球,但因為戰爭的關係,棒球運動日漸受到影響,例如1943(昭和18)年,為了將棒球運動「日本化」,棒球比賽中的術語一律由外來語改成日語,以落實「抹除」野球中的美國味,在此原則下,strike(好球)被改成「正球」、ball(壞球)被稱為「惡球」,而safe(安全上壘)則被稱為「よし」、out(出局)被稱為「ため」,其他的術語也一律改為日語,該項調整並於1943年4月起日本野球聯盟所舉行的比賽中開始實施。(註九)不僅如此,棒球賽的舉行所費不貲,與戰時節約、物資動員的社會需求不相符合,因此基於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考量,有規模的棒球賽紛紛停止,因此1943(昭和18)年第十一回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便被稱為「台灣最後的公式戰」。(註十)戰爭所造成的壓力對於棒球運動的衝擊更是來得直接,例如屏東的棒球場便在1943年10月,以糧食增產為名改為甘藷田。(註十一)此外,從1944年起開始的美軍轟炸,也改變了日常生活的作息、工商社會的節奏,高雄是重要的工業基地與交通要點,自然也是轟炸的對象,人人因此忙著疏開,棒球活動因此也不能再維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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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台灣棒球史的歷史分期,可分為四個主要的階段,其一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906-1945)、第二是戰後初期(1945-1958)、第三是七零年代的三級棒球(1958-1982),第四是八零年代以降的成棒職棒。該分期請參照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果實出版社,2002年

註二: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269、274。

註三:1929年與1930年高雄第一公學校取得高雄市冠軍,進軍全島少年野球大會,甚至在1929年取得全島冠軍,而到了1931年則由高雄第一小學校稱霸。謝仕淵,〈1929年高雄第一公學校與第一回全島少年野球大會〉,《高市文獻》17:3,2004.9,頁110-120。《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6日,三版。

註四:楊境任,〈日治時期台灣青年團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39-47。

註五: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626、658。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22日,2版。

註六:《台灣日日新報》,1935年7月21日,11版。1938年7月20日,12年7月20日,12版。

註七:《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8日,3版。

註八:《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25日,4版。

註九:《台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3日,2版。

註十: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40-541。

註十一:《台灣日日新報》,1944年3月22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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