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從台灣聯隊到中華隊－國手
除了在國內重要比賽中大出鋒頭之外，洪太山也是早期棒球國家代表隊的靈魂人物，一直到從1951年到1959年期間，洪太山從未錯過任何一個代表國家的機會。
我國在戰後第一次經由選訓委員選拔臺灣棒球好手所組成的棒球隊，是在1951年赴菲律賓比賽而組成的臺灣聯隊。這次的台灣聯隊，由台灣棒球前輩嘉農第一代球員的李詩計負責招募，因此陣容多為嘉農出身，洪太山也是其中之一員。此後，臺灣聯隊又在1953年3月為因應菲律賓體育委員會的邀約而組成，再次到菲律賓訪問，洪太山也是成員之一。1955年，我國基於彼此反共立場一致的情誼，派出代表隊前往韓國友誼賽，洪太山也是隊員。在台灣聯隊的時代中，許多外國球隊，如1953年日本早稻田大學、1956年日本明治大學等球隊來台訪問時，也多半以臺灣聯隊應戰，而洪太山均為成員之一。在這為國爭光的時刻裡，洪太山鎮守中外野大關，負責第四棒的攻擊位置。
到了1954年，首屆亞洲盃棒球賽的舉行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黎剎棒球場舉行，共有菲律賓、日本、南韓、台灣等四個國家參賽，由於以國家名義代表，因此台灣聯隊更名為中國代表隊，洪太山為當年的代表，同時擔任隊長。1955年，第二屆亞洲盃同樣在菲律賓舉行，洪太山亦為隊員之一，也是隊長。1959年第三屆亞洲盃在日本東京明治神宮球場舉行，洪太山為隊員之一。三屆亞洲盃中，洪太山均為陣中當家第四棒並鎮守中外野大關。當時的亞洲盃參賽國家除了我國之外，尚包括韓國、日本與菲律賓等國，但我國的實力，大多略勝於菲律賓而次於日、韓兩國。
早年的棒球界素有門戶之見，常為選拔國手之事起爭議， 因此能夠年年都選國手，洪太山的實力可說是被大家所公認的，此因當時台灣在國際賽的成績並不理想，投手往往無法有效壓制對方，而打擊則無法突破對方投手的封鎖，在前幾屆的亞洲盃中台灣往往落居日韓之後，在此情形下，第四棒的洪太山往往是攻擊的重心，他自稱出國比賽的大場面，也無從影響他擊球的專注，他認為打擊者應該專注於與投手的對決，而不受外在環境影響，許多年輕的選手出國遇到日本隊投手總是未上場就開始恐懼，洪太山總是無畏的告訴他們：「日本人跟台灣人一樣也是東洋人，沒有身材上的優勢，有何好怕的，看到喜歡的球就出棒」。對於擊球與守備的要領，他認為「沒有其它方法，就是一直練，以我來說，擊球的感覺，必須在球棒打到球的那瞬間，才將身體的力量運用在球棒上，再利用手腕的轉動，球才能準確的擊中」。
少數僅存的數據資料中，看到了擅長打擊的洪太山的優異表現，1946年第一屆省運棒球賽中，洪太山以30打數擊出15支安打0.500的打擊率，得到打擊獎。1951年8場比賽23個打數擊出10支安打，包括4支全壘打，打擊率0.434。第二屆亞洲盃打及第三名。1957年第一屆主席杯的比賽中，洪太山在三場比賽中12個打數擊出4安打，打擊率0.333。
由於早期棒球比賽的特性，投手主宰球賽的場面時常出現，一場比賽往往五、六支安打便屬正常，全壘打更屬難能可貴，因此，常常擊出安打甚至全壘打的洪太山自然成了球迷追逐的焦點，棒球作家鈴木明與高正源在《東昇的旭日 中華棒球發展史》一書中，更直言洪太山是我國史上最強的第四棒。
在「貧打」的年代裡，優秀的打擊者所呈現出的吸引力遠勝於今，如同一九二零年代的Babe Ruth，當時代優秀的打者一年全壘打的產量不過一、二十支，Babe Ruth動輒五十幾支的全壘打，完全吸引了球迷的焦點。相同的，在我國打者貧打的戰後初期，洪太山的安打與全壘打接連出現，他因此成為棒球的英雄、觀眾的焦點，並進而博得台灣「貝比魯斯」的稱號。
七、結論－兼論日治時期棒球史的幾個課題
活耀於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台灣棒壇的洪太山，出身棒球名校嘉農，但並不意味著洪太山有著學校光環的加持而能坐享其成，相反的在他榮耀而輝煌的棒球生涯中，往往以辛苦的練習作為基礎，這篇夾雜著洪太山口述文字的文章，足以見證後天的苦練以及與生俱來的天份，如何成就個人的榮耀。
因此，我們得以在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棒球賽中，看到坐鎮本壘的洪太山，也才可能在戰後大大小小的比賽、國內國外的對抗中，看到鎮守中外野的洪太山，如何安打、全壘打接著打。他的表現在打擊者較為吃虧的年代中，無疑為比賽的精采程度提高不少，在那個正在復原中的戰後社會裡，精采的表現吸引著球迷，發揮了棒球賽催化社會熱情的功能。
然而，這篇以洪太山棒球生涯為核心的論述，不僅為洪太山的棒球生涯做註解，更具有「由樹觀林」的意義，藉由洪太山得以窺見日治時期、戰後初期棒球史研究的幾個核心課題。
首先，洪太山接觸棒球的過程與公學校棒球運動發展的，提供我們認識日治時期台灣人如何參與棒球運動的縮影。棒球運動器材所費不貲，所以多數台灣人接觸棒球皆由公學校開始。這個過程起源於一九二零年代。但在日治時期的棒球史書，如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或者提供最大量媒體報導的《台灣日日新報》中，我們很難得以清楚看到這個台灣人最容易也最普遍接觸棒球的過程，但是透過類似洪太山的例子，我們得以清楚看到台灣人日治時期棒球史上的位置，這也是建立以台灣人為論述中心的台灣棒球史的第一步。另外，家庭因素也是一個得以觀察台灣人與棒球關係的重要切入點，相信若不是洪太山的父親身為日本料理師傅，洪太山的棒球啟蒙，也必定得隨著入學公學校之後的機緣而定。這是否也意味特定的身分與職業，與接觸棒球間正面相關的意義，如果是的話，這些職業與身分又是什麼？這樣的身分與職業，與棒球的結合，究竟是棒球強化了特定身分與職業的階級形象，或者是特定職業與身份需要藉著看棒球、打棒球來彰顯自身的品味？均是關係運動社會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其次，從洪太山自嘉農畢業後，其所經歷的職業生涯，如專賣局、台電公司、營造公會、彰化銀行，待遇優渥與職業屬性令人稱羨，這是否也暗示著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做為一位優秀的棒球選手，也能因收入與職業身份等因素，從而產生社會流動的意義。而此關乎日治時期台灣人以及原住民的社會流動，放在殖民社會對於台灣人與原住民存有許多有形無形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的歧視中，相當具有觀察的意義。
再者，放在「抗爭與認同」概念下，我們看到了一個相當複雜且亟待解釋的現象。嘉農的棒球成就，長久以來被放在所謂「三族共和」（本島人、內地人與原住民）的概念下理解，「三族共和」顯然是一種統治者的口號，用以彰顯台灣殖民統治的成功，我們也不否認這個概念內化到許多嘉農球員以及許多當時代棒球迷的心中，特別是當「三族共和」的口號與嘉農的優異表現相互表裡時，球迷與球員自然在認同帝國統治下的台灣（所謂帝國有效統治具有三種民族的台灣的概念下）的同時，也認同統治台灣的帝國，在此過程中合理化了日台統治的階序關係，滿足了同化政策下「一視同仁」的概念。「三族共和」從「抗爭與認同」的概念來看，是看不到藉著棒球達到抗爭與認同的可能性，「三族共和」的極限是當如果有一天即便嘉農奪得甲子園冠軍，仍有將「三族共和」詮釋為殖民統治如何成功的空間，由此看來「三族共和」是個完美的統治語言，也是一種典型「同化等於皇民化」的論述。
然而，有趣的是，嘉中與嘉農的對抗賽中，洪太山認為嘉中代表日本人，而嘉農代表台灣人的認知，卻是強烈的充斥在許多觀賞嘉中與嘉農對抗的台灣棒球迷心中，這意味著這些球迷不認同日本？或僅認同台灣？答案恐怕都不是，筆者相信台灣人將嘉中與嘉農比賽轉化為日本與台灣對抗的移情作用，他們一心期待嘉農擊敗嘉中，甚至為此與場邊支持嘉中的日本人起衝突也不足惜。
「三族共和」在認同上的邏輯與嘉中嘉農在日台關係上的抗爭意義，兩者並存，表面上矛盾但兩者卻在不同的認同位階上發展，換言之，「抗爭與認同」不是刻板的二分法，藉著棒球運動如何產生認同的結構與系譜，才能得以看見棒球運動中，台灣人對日本或日本統治極為複雜的情緒。洪太山的故事，只是解答這個問題的第一條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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